知网“客家”主题全国博硕士论文（摘要）汇总（2003）
[1]罗自群.现代汉语方言持续标记的比较研究[D].导师：张振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3.
摘要:
本课题是有关汉语方言持续标记的比较研究，这是多年来语法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我们在前辈时贤研究的基础上，从汉语方言的整体出发，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发掘和研究。
汉语的各个方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非常复杂的相互关系。尽管大大小小的差异很多，但共性的东西仍是占主导地位的。大量的方言事实表明，现代汉语各大方言中，普遍存在着表示动作或状态正在持续的这一语法现象，尽管它们在表现形式上有或多或少的不同，但种种迹象表明，许多持续标记语音、语法差异的背后的那种比较整齐的对应关系，说明它们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本文主要采用点面结合的描写方法、共时比较和历时比较相结合的方法，在比较广泛的材料的基础上，对汉语方言持续标记做一次比较全面的、鸟瞰式的考察。全文分四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本课题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第一章主要是通过一个方言点的具体描写说明持续标记的特点；第二章是从历年来发表的方言论文和专著上，从语法意义入手，收集有关汉语方言中和北京话“吃着饭呢”中的“着[ts~0]”相对应的持续标记的例句，通过梳理、排列，归纳出现代汉语方言持续标记的主要类型和分布特点；第三章是通过共时的、大量语言事实的排比，从语音着手，根据语音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虚词演变的特殊规律，推测“着”、“子／之／仔”、“倒”、“等”、“紧”等几类持续标记的共同来源的最大可能性。最后第四章是参照汉语史上的文献记载、借鉴相关研究成果，进一步分析现代汉语几类持续标记和中古直略切的“著(着)”的关系以及“著(着)”的语法化过程。
通过研究，我们认识到，汉语持续标记的产生和发展，充分说明了汉语方言语法的共性和个性，说明了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二者的统一和分歧，也说明了共时平面上的语言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历时平面上语言演变的不同阶段。
[2]王晨.黄氏宗族客家住屋型制与文化研究[D].导师：杨豪中.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03.
摘要:
客家人是汉民族的一个民系。客家文化是由中原南迁的汉民族所带的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相互交融而产生的。客家民居是客家文化的典型表现形式，也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系统中的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
本论文以坑梓镇黄氏宗族客家住屋这一客家民居为研究对象，应用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通过分析其自然文化背景、聚落形态、建筑型制、类型特征、空间特性等因素，指出黄氏宗族聚落形态和社会组织间的关系，并表明其住屋典型类型——围屋，不但在居住模式上表现出独特的个性，还体现了客家建筑“聚居”的社会形态内涵。同时也揭示出黄氏宗族客家住屋文化是在客家文化和广府文化的相互渗透融合中形成的。
论文共分六个章节：1、绪论，阐述了课题的提出、研究的目的与意义、研究的现状及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以及论文的组织结构等。2、黄氏宗族客家住屋的自然文化背景，介绍了黄氏宗族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社会背景以及民俗文化背景。3、黄氏宗族客家住屋型制与聚落，在分析了客家家族和建筑的一般性特征以及黄氏宗族血缘关系、历史渊源、社会组织后，探讨了黄氏宗族聚落的形成、发展、结构形态与单体建筑的型制、文化特征及演变。4、黄氏宗族客家住屋型制特征，主要讨论了黄氏宗族客家住屋的平面结构、类型特征、空间特征等几方面。5、黄氏宗族建筑的保护和利用，针对黄氏宗族客家住屋当前存在的一些普遍性问题，提出了几种可能的保护和利用方式。6、结论，总结了黄氏宗族客家住屋聚落形态结构以及其地域文化特色方面的启示。
[3]邢丽凤.黄遵宪与客家民间文化[D].导师：裴世俊.山东师范大学,2003.
摘要:
本文分三部分，分别从诗歌形式、诗歌主题、诗歌理论的角度，对黄遵宪与客家民间文化的精神联系进行多元的文化透视。
第一部分从形式的化用、手法的借用、语言的妙用以及童谣的滋养等四个方面，论述黄遵宪的诗作对客家民间歌谣的吸收与借鉴。黄遵宪诗歌深受客家民间文化尤其是客家山歌的影响，为了革新传统的诗歌形式，他灵活地化用客家山歌的体式，糅合民间形式与传统的诗歌格律，生动地表现各类题材和塑造文学形象；在修辞手法上，借用客家山歌常用的“赋”、“比”、“兴”、“双关”等手法，使其艺术形式具有开放性与兼容性，突破了某些正统诗歌的沉闷框架，烙刻着生动朴素的民间底色；在语言上，妙用客家方言，增强作品的形象性与感染力，希望通过民间化，通俗化的诗歌语言传授新知识，使诗歌贴近老百姓的生活，推广其改良立国的新思想；客家童谣为黄遵宪创作新歌谣提供了基本的形式范例，其新歌谣语言通俗、形式活泼、思想先进，他还进一步用童谣的形式来描写时事战争，借用童谣的隐喻性质来曲折地影射和讽喻腐败的政治现实。黄遵宪诗歌与客家歌谣的审美互动，体现了诗人将中国诗歌传统与民间优秀形式融会贯通，进而推陈出新的创造意识与文体追求。
第二部分从婚嫁生育习俗、山居文化形态、祖灵崇拜传统、移民文化风尚等角度，立体地考察了黄遵宪诗歌对客家人文景观的审美呈现与文化透视。在千年漂泊中形成的客家文化，一直禀承着浓厚的“寻根意识”，在陌生的异地坚守着自已的文化同一性，拒绝被同化和消融，保留着浓厚的中原遗风。同时，艰难的移民过程和客家聚居区的山居文化环境，使客家人在适者生存的残酷竞争中形成新的文化特性。客家人的婚嫁生育风俗和祖灵崇拜传统对古礼的坚守，体现了客家人对中原传统的发扬光大；山居文化形态催化出独特的经济状况、家庭结构、性别分工和勤劳勇敢的精神品格，而移民文化则形成了客家人勇于开拓，不断地向周边地区甚至海外寻找新大陆的文化特质，具有开放性、流动性和创造性。黄遵宪长期的外交生涯及其“搜求新声于异邦”的文化理想，以及由此升华出的全球性体验，驱使他将客家风土人情与异域的民俗风光进行比较性考察，更理性地审视客家风俗，甄别良莠，择其俗之善者加以发扬光大，对其俗之陋者则大加贬斥，希冀革故鼎新，这是与他民主改良的文化理想一脉相承的。
第三部分从言文合一、真我之诗和尚用审美等角度，论述黄遵宪“我手写我口”的诗歌理论与客家文化的精神联系。黄遵宪正是在对客家民间文化的参照中，升华出独树一帜的理论硕果。黄遵宪面对客家社会中言文相合而文风大盛的现象，意识到只有言文合一，扫除语言障碍，普及国民教育，国家才能得以兴盛，并在诗歌创作实践中积极贯彻这一理论，很多诗章语言力求通俗化，但由于只重视白话的表达功能忽略其审美功能，其诗歌创作中的语言运用往往在古语与口语的夹缝中摇摆不定；诗人参照客家民间文学和客家文学先贤特别是宋湘表达真我感情的优秀传统，体悟到文学只有表现真挚情感才能有打动人心的感染力，从而倡导“真我之诗”，要求诗歌要抒发真实情感，不作无病呻吟，进而提出诗歌只有突破因袭模拟的怪圈，才能具有审美独创性；客家文化具有尚实用、重经世的传统，而且其“崇正意识”使他们群体性地拥有热爱乡土和“义不帝秦”的思想意识，这种传统对黄遵宪产生了深刻影响，使他在人生选择和文学趣味上，都表现出九死不悔地关心祖国兴亡和强调诗文社会价值的倾向，强调以“诗中之我”描述“诗外之事”，以饱含忧国忧民之情的笔触描绘了近代中国的沧桑和屈辱，为后人提供了一份不断进行文化反省的精神镜鉴，黄遵宪倡导的“我
手写我口”携带着民间的野性与活力，有力地冲击着萎靡、腐朽的诗歌风尚，孕育出新的生机，在诗歌理论史上具有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
[4]刘涛.梅州客话音韵比较研究[D].导师：伍巍.暨南大学,2003.
摘要:
客话是现代汉语的一个地域分支，属汉语七大方言之一，梅州客话是国内外学者一致公认的客家话的代表。本文在全面展示梅州客话语音整体面貌的基础上，对梅州客话内部语音差异作细致的比较分析，以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探讨梅州客话的音韵发展轨迹及其沿变规律。
[5]石沧金.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史研究[D].导师：高伟浓.暨南大学,2003.
摘要:
本篇博士论文把从1673年青云亭的创建开始至21世纪初的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的发展历史划分为雏型时期(1673—1799年)、内向发展时期(1800—1889年)、外向发展时期(1890年至二战结束前)、全面发展时期(二战后至今)，按每个时期分别分析福建帮、广东帮、客家帮、潮州帮、海南帮等各帮派华人社团的历史发展；分析马来西亚华人地缘性社团(宗乡会馆)、血缘性社团(宗亲会馆)、业缘性社团、文(学)缘性社团、宗教社团、慈善性社团等各类型华人社团的历史发展过程；论述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和中国社会、马来西亚社会、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互动关系，以及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内部的互动关系，总结几种互动关系的规律、特点、作用、影响，探讨互动理论在研究海外华人社会和华人社团历史发展时的可行性。
[6]刘新华.兴国境内两个客家话点的语音研究[D].导师：陈晓锦.暨南大学,2003.
摘要:
刘伦鑫、刘镇发等学者认为，江西赣南地区的客家话有客籍话和本地话的区分。本文在沿用这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对兴国县境内分属客籍话和本地话的两个代表点的语音的分析，来剖析它们的不同语音特点和异同联系，并探求这种异同产生的原因。由此来增加人们对兴国境内方言的了解，增加人们对赣南客家话的认识，并希望所揭示的语言事实能为江西境内客话的分区提供材料根据。
本文研究的方法主要是：田野调查、描写、比较。
本文的主要结论有：
1、兴国境内的方言可以分成四片，即本地片、客籍片、赣县片、龙冈片。
2、兴国境内的客籍话是指明末清初由闽西、粤东迁来的客家人所流传下来的话；兴国境内的本地话是指所有明末清初以前就在兴国居住的客家人所流传下来的话。
3、兴国境内的客籍话和本地话一致性比较强，都属于客家话。但它们在大体一致的情况下仍存在着某些显著的差异。
4、客籍话和本地话之间的差异主要是因为两者在历史上的迁徙有着先后次序，并由此出现基于时代差异而造成的语言上的不同层次。
[7]黎明.出场与退场[D].导师：陈本益.西南师范大学,2003.
摘要:
地域性征长期不鲜明的广东文学在近现代获得一次规模较大、实绩突出的集体性“出场”，实现从文学史边缘向中心的挺进，同时使自身的地域性得以张显。随着解放后新的文学中心的确立，广东多元竞存的地域文学特点逐渐搁置，可视为广东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退场”。近现代广东文学的出场与退场过程又相应地伴随着某些文学现代性特质的显隐。本文从地域文化对文学影响的角度，把近现代广东文学从出场到退场这一事件看成一个特殊文本，试图确切把握广东文学的现代性品质的表现形态，认为近现代广东文学具有以下现代性品质：以旧含新、深沉的忧郁、心理自然主义等，这些现代性品质因为有着本土文化和本土文学传统的影响，与出场退场事件的文化联系显得丰富而复杂，可以从负载政治内容、取法象征主义、新派通俗言情三类作品加以考察，并从广府民系、潮汕民系、客家民系等三个角度深入探讨广东文学现代性内部的差异。
第一部分：分析负载政治内容一类作品出场的现代性表现形态，即“以旧含新”，以及退场的原因，即“旧的新派”。这一类的代表作家有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他们能突破传统道德伦理的局限，一定程度上以现代政治精神还原文学中政治的本色；但有过于讲求文学实用性的局限。这反映出古代岭南“羁縻治之”政治生活和反体制的政治追求，以及岭南文化重实用的影响。
第二部分：分析取法象征主义一类作品出场的现代性表现形态，即“深沉的忧郁”，以及退场的原因，即“双重的身份”。这一类的代表作家有李金发、冯乃超、丘东平等，他们在借鉴西方象征主义手法时，表现出对人生、存在的深沉忧郁；然而这种忧郁缺乏进入生命本体的巨大深度。这与本土文化的“忧郁”性格和本土文学的锐意创新，以及岭南文化的双重身份的特点有关。
第三部分：分析新派通俗言情一类作品出场的现代性表现形态，即“心理自然主义”，以及退场的原因，即“腰斩‘三角恋爱”’。这一类的代表作家有张资平，他与同时代的性启蒙作家不同，在兼顾时代和现实大语境的前提下，进入性问题内部和深处，以自然主义笔触揭示性本身的矛盾和悖谬；不过也有脱离时代之处。这有着本土文化重实际、讲实在的追问精神，以及本土文学山歌的影响。
第四部分：进一步论述广东三大民系中文化与文学联系，揭示近现代广东文学内部存在的诸多差异。广府民系文学具有重实用兼讲思变的特点；潮汕民系文学具有生存意识强烈的特点；客家民系文学具有崇尚个性自由的特点。
[8]罗昕如.湘南土话词汇研究[D].导师：鲍厚星.湖南师范大学,2003.
摘要:
本文通过深入的方言调查，获得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并借鉴相关资料，运用共时描写与历时探源相结合的方法、综合判断法、比较法、统计法、系统论的方法、认知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等多种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对湘南土话词汇进行综合比较研究，旨在揭示湘南土话词汇的特点，了解湘南各土话点之间的关系及与周边方言的关系，探讨湘南土话的归属问题。
全文分为8章。
第一章为绪论，简要介绍湘南地区地理人口及方言概况，本文研究的内容、方法与意义，以及本文调查布点与材料来源等。
第二章通过与周边方言比较选出47个土话特色词加以描写，进行源流考释，并对其分布状况作了量化分析。
第三章分析了几种语音特色词现象，对其中一些特殊现象作了尽可能的解释，并对其中5种较普遍现象的分布状况进行了量化分析。
第四章描写了湘南土话中的通用量词，揭示其特点，并从认知的角度对“粒”的通用特征进行解释。
第五章从形式、意义、功能等方面分析湘南土话中有特色的构词词尾：“子”尾及其变体、性别词尾、“头”尾和“脑”尾、词缀“晡”，并从认知的角度对一些词尾的能产性进行解释。
第六章运用底层语言理论，结合移民、军屯等历史背景分析湘南土话词汇的历史层次：少数民族语言底层、古语层、湘语层、客赣语层、官话层、土话创新词，从历时的角度对面貌复杂斑驳的湘南土话词汇进行了梳理。
第七章统计分析735个基本常用词在湘南土话词汇内部的异同情况及其在各类词汇中的不同表现，得出湘南土话词汇内部差异性大于一致性的结论；以735个基本常用词为统计对象，统计各土话点及周边各代表方言与土话核心点的接近率，以此对各土话点之间的
亲疏关系及与周边方言的关系作出初步分析。
第八章总结湘南土话词汇的主要特点，综合第二章、第三章、第七章统计分析的3项主要指标得出综合百分比，据此并结合通用量词的使用情况对湘南土话进行内部分区，分析湘南土话与周边方言的关系，确定湘南土话的归属。
[9]陈华伟.一个客家村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性变迁[D].导师：汪毅夫;牛康;林怡.福州大学,2003.
摘要:
本文以闽西一个典型的客家村落——培田——为个案，通过实地考察的方法，系统地研究了培田村落的传统文化，以及在当今社会深刻变革大背景下，其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变迁。
培田村作为一个客家村落，在五百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创造了一般乡土村落难以企及的辉煌历史和文化。外在地，培田的文化主要体现在“九厅十八井”建筑上，内在地，它有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可以概括为以儒教为核心的多元信仰、祖先崇拜、耕读文化、仕商理念、各种风俗习惯等。这些传统文化通过培田人外在的行为方式和内在的心理展现出来。
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复杂而微妙的。笔者认为，培田客家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嬗变，是一种如何“均衡”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以及“均衡”内在世界体系本身关系的过程，目的是为了达到一种文化的整体“适应”性。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但是，具体时代的社会环境因素为这种变迁提供了动力和可能，而自身的传统文化积淀，特别是其特殊的历史“事件与经历”为发展道路的选择提供了必然的方向。
培田客家村落传统文化以及其现代性转变的研究，本身具有学理上的意义，并且为中国乡土社会的现代性发展提供了一种有意义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