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网“客家”主题全国博硕士论文（摘要）汇总（2004）

[1]李星辉.湘南土话与湘南瑶语的接触和影响[D].导师：鲍厚星.湖南师范大学,2004.

摘要:本文以湖南江华县境内的湘南土话梧州话、平地瑶话和湘南瑶语过山瑶话为研究对象,通过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得到第一手的方言材料,再运用全面描写的方法、内部和外部的比较、历时和共时的比较、图表统计法、系统归纳法等多种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摆出丰富的语言材料,展开综合的比较分析,找到它们之间的共同性和差异性,最后总结出江华湘南土话和湘南瑶语之间接触影响的特点,并指出语言接触影响的发展前景。

    全文共分为七章。

    第一章绪论简要介绍江华县地理概况和历史沿革,人口数目、民族成分和语言的基本情况。本文的研究意义和方法,以及方言点和发音人的情况。

    第二章介绍梧州话、平地瑶话和过山瑶话在江华21个乡镇的分布状况,每一种方言分出小片后,描写每一种方言的内部差异,并与周边方言相比较。

    第三章先分别描写梧州话、平地瑶话和过山瑶话的音系,包括声韵调分析、同音字汇、与普通话比较、与中古音比较等。然后从音节结构、声韵调的组合关系、语流音变和音韵特点四个着眼点,展开深入的比较分析。

    第四章在充分占有词汇材料的基础上,从构词方式、语义关系、造词理据和词语来源四个方面着手,考察梧州话、平地瑶话和过山瑶话的异同,并列举出三个方言点的部分词汇材料。

    第五章从部分词类、多种语序和句型、句式三个角度,将梧州话、平地瑶话和过山瑶话进行对比,寻找其语法上的相似和特色。

    第六章对以上的比较予以总结,指出梧州话、平地瑶话和过山瑶话有着众多的相同或相似之处,这充分说明了它们之间因为接触带来的深刻影响,同时归纳出了它们之间接触影响的特点。最后分析了语言接触给江华县的语言使用带来的双语、双方言、语言或方言转用等

[2]林皎皎.客家聚居建筑及其室内的研究[D].导师：吴智慧.南京林业大学,2004.

摘要:乡土建筑是指在某一特定时期，某一特定国度，结合本地地理位置、气候条件、风土人情、文化特征的一种建筑风格。它是乡土文化最普遍存在、信息含量最大的组成部分。它紧密联系着许多其他乡土文化要素，甚至是它们重要的载体。研究乡土建筑对研究乡土文化，完善中国传统建筑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本课题以客家乡土建筑为研究对象，研究和分析了客家民系的聚居建筑和室内装饰风格。

    1．客家民系是我国汉民族体系中一个特殊的部分。在对客家民系的研究基础上，本课题从地理环境、社会环境、经济基础、文化背景四个方面分析了客家建筑的背景。并提出了“客家聚居建筑”的概念。

    2．客家聚居建筑形态多样，本文系统地对客家聚居建筑进行分类。根据建筑造型的不同，把客家聚居建筑分成单层建筑、单层和多层混合建筑、多层建筑三种类型。通过对每一种客家聚居建筑的形态特点和构成要素进行研究分析，指出各种形式的客家聚居建筑都是在门堂屋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

    3．客家先民的主体部分是原黄河流域和江淮流域的汉人，历史上由于战乱和灾荒，不断南迁，逐步形成客家民系。本文通过对客家聚居建筑与中国传统建筑以及不同形态的客家聚居建筑之间的比较，总结出客家聚居建筑室内空间、装饰、家具的特点。通过研究、分析可知，客家聚居建筑是在继承中国传统建筑特点的基础上，继承发展，并形成其独特的风格。

    4．当今世界的美学追求呈现出多元化的新格局，其中建筑的乡土化倾向也是一个重要的部分，如何进行具有民族特点与乡土性设计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在系统分析研究客家聚居建筑及其室内装饰的基础上，探讨了客家聚居建筑语汇在现代设计中的一些应用，为保护乡土建筑和开展乡土性建筑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

[3]刘泽民.客赣方言历史层次研究[D].导师：潘悟云.上海师范大学,2004.

摘要:

本文是用历史层次分析法对客赣方言历史层次进行全面分析的尝试性成果。历史层次分析法是一种新的方言史观和方法论，它认为，现代的东南汉语不是纯粹分化的结果，而是分化与整化并行的演变。汉语南方方言长期接受北方方言的横向影响，在共时系统中形成了多个“异质”的历史层次，所以，对汉语南方方言历史的研究绝对不能简单地运用历史比较法，而必须先作历史层次分析，然后在同一层次内部进行历史比较。

    为了对客赣方言进行大规模的历史层次分析，作者在导师指导下利用数据库技术将客赣方言110多个方言点的材料做成了数据库，本文的所有分析都是建立在对方言材料全面的、穷尽性的比较之上的。本文的意义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本文是运用历史层次分析法这个新的理论对汉语两大方言的历史层次所作的全面的研究，对完善这个新理论有积极意义。

    2．本文采用的大规模数据库技术代表了未来汉语研究新的发展方向，通过该研究积累的大规模的数据统计分析的经验对将来的研究定会产生积极影响。

    3．客赣方言历史层次研究刚刚兴起，本文详实的分析对客赣方言中许多重大问题的研究有所深化。

    4．大规模的共时方言材料比较分析与详实的历时音系资料参证相结合是本文的一大特色，本文的实践对方言史研究在方法论上有一定意义。

    本文由以下几部分构成：导论对课题的研究背景、研究手段上的创新及意义作了概述，还对研究使用的资料作了交待；第一章对历史层次分析中的一些理论问题作了扼要的阐述；第二章分析客赣方言舌齿音按等分立的格局及其意义；第三章分析精庄组字的历史演变；第四章至第十一章分别对客赣方言的端系、日母、见系、鱼虞韵、江宕摄、效摄、蟹摄和止摄作了历史层次分析；第十二章分析客赣方言上声调的历史演变；第十三章讨论客赣方言中的侗台语关系词；最后是一个结语。

[4]孙毕.章太炎《新方言》研究[D].导师：吴金华.复旦大学,2004.

摘要:章太炎《新方言》在汉语方言研究史、汉语语源学史以及中国语言学史上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是目前学界多关注章氏的《国故论衡》、《文始》，而对《新方言》的评价一般是印象性、概括性的，缺乏对《新方言》具体而系统的专门研究。本文以章太炎《新方言》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在汉语言文字学方面的成就与局限，并思考现代语言文字学的相关问题。此选题具有重要意义和开创性。我们从《新方言》中切分出1466个今语词(同词异字计为一个词)，216组同词异字，以穷尽性调查为手段占有了大量的材料，这更是以前的研究未做过的，具有独创性。我们从传统汉语方言学、现代语言学、海外汉语研究三个角度来考察《新方言》在汉语方言学史上的地位，因此本论文研究的角度全面而新颖。

    本文将《新方言》和以《汉语方言大词典》、《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为主的各种方言文献对比，统计并分类考察了《新方言》中未被《汉语方言大词典》收录的词语或词语的义项，被《汉语方言大词典》收录但仪有《新方言》作为孤证的词语，和《汉语方言大词典》所收词音义皆同但不以《新方言》为书证的词语，列出了《新方言》中今方言词语的同词异字表，并订正了《汉语大字典》、《汉语方言大词典》一些立目、释义、书证方面的讹误，举例说明《新方言》考本字、同词异字研究对《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等方言文献用字的参考作用，因此本文在《新方言》的进一步研究和《汉语大字典》、《汉语方言大词典》、《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的修订等方面具有实用价值。

    本文预期的目标是，对《新方言》的今通语与今方言词汇作出统计分析以评价《新方言》在方言词汇研究方面的成就；对《新方言》的词源考证的内容和方法进行分析以见《新方言》在语源学方面的贡献；对《新方言》的词汇比较进行分析以见其对汉语词汇系统性特点的揭示以及其对现代语言学的启发；对《新方言》的语法虚词研究进行考察以见其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成就与局限；整理并分析《新方言》语音描写与比较的术语、方法与内容，以见以《新方言》为代表的传统方言学在语音记录与研究方面的成就与局限；对《新方言》中今方言词的同词异字全面统计与分析，以进一步考察《新方言》在方言词汇调查方面的成就并给汉语方言词典的编纂提供材料和方法论方面的参考；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与成果考察《新方言》求本字的方法、成就与局限；最后，从传统方言学、现代语言学、海外汉语研究三个角度来考察《新方言》在汉语方言学史上的地位，并给现代语言学的发展提出一些建议。本论文基本达到了这些目标。

    本文在如下几个方面开创和深化了对《新方言》的研究，以具体、全面、深入地评价《新方言》在汉语方言研究史、汉语语源学史、中国语言学史上的贡献与局限：

    1、第一次对《新方言》的今语词汇进行穷尽性分析与考察，以全面、具体地考察《新方言》在方言词汇调查方面的成就。《新方言》中今语词(包括今方言与今通语，不包括民族语)计1466个(同词异字计为一个词)，其中今方言词语(有明确今方言地点的词语)770个，今语、今通语、通语词计685个，方言兼通语词11个。此外，少数民族语词3个。古、今语词(包括古语、今通语及今方言，其中兼为古语、今通语或今方言词者只计为一个词)共计2470个。《新方言》在《汉语方言大词典》中作第一书证(首证)的有221例。按方言系属来统计，《新方言》中今方言词除“南方”语词7个、“北方”语词14个之外，其他系属计15种，词语770个。按地名统计，《新方言》描述今方言词的地名有5类计167个，共出现1303次；其中古国名族名、少数民族名、外国名有10个，共出现162次；其余皆为今方言地名。所以《新方言》方言调查范围无论从地域还是从方言系属来看，都几乎遍及全国。

    从相关文献来看，《新方言》对汉语方言研究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据抽样统计，《新方言》材料的28％所涉及的方言文献达147种。各地方志与《新方言》在《汉语方言大词典》的同一词目下作书证者达284次，而这些文献大多数皆在《新方言》后并受它影响。

  在评价《新方言》的方言词汇调查成就时，我们证实了《新方言》对三类共13口个方言

词的描写的正确性:

    第一类是《新方言》中未被《汉语方言大词典》收录的词语或词语的义项，共计173个。

本文第二章考察了其中的35个，其中27个词语或词语的义项得到了印证;加上本文第四章

《<新方言)的同词异字研究》24个被印证的词语或词语的义项，共51个未被《汉语方言

大词典》收录的词语或词语的义项的正确性得到了证明。第二类词是《新方言》的词语的音

义与《汉语方言大词典》所收词语音义相同或相通但《新方言》未被《汉语方言大词典》作

为书证者，共计25个。第三类词是《新方言》中虽被收录在《汉语方言大词典》中但仅为

孤证的词语，共计328个，第二章考察了其中的1基个，本论文第四章《(新方言)的同词异

字研究》考察了4才个，这样，共计5琴个孤证的正确性得到了印证。

    2、结合《新方言·自序》和一l正文中的材料，本文第一次对《新方言》推词源、求本字六例所反映的语言文字规律以及章氏对汉语语源学的研究进行了考察

[5]雷喜斌.“重建”土楼[D].导师：王建民.中央民族大学,2004.

摘要:

土楼旅游文化其发展是动态的，不断发展变化的，是一个处于不断再生产的过程。这种被再生产的旅游文化，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体系，而是在既定时空内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政府是主导力量，文化再生产的结果体现了占支配地位的利益集团的意愿。文化再生产过程为系统的进化提供了可能，文化的再生产方式不断演进，推动社会、文化的进步。文化再生产是其形式，文化变迁是其内容和结果。至于土楼文化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土楼文化对人具有巨大的影响，另一方面，这种土楼文化也是人的产物，是人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创造性、适应性改变的结果。文化再生产理论试图从对个体行为(实践)的分析中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也就是考察人们在“实践”中如何生产和再生产出体现他们意愿、符合实际需要的社会和文化。

[6]郑芸.粤北的一个闽南方言岛——韶关市仁化县长沙背话[D].导师：赵日新.北京语言大学,2004.

摘要:长沙背是位于粤北韶关市仁化县境内的一个闽南方言岛。本文对长沙背话的语音系统和词汇系统作了较为详尽的描写，讨论其与源方言的异同及与周边方言的关系，并对其语言生活进行了考察。最后，从词汇扩散的角度对长沙背话演变情况作了一些探讨。

[7]姜伯瑾.潮州筝乐轻重三六与秦腔花音苦音的比较研究[D].导师：康建东.西北师范大学,2004.

摘要:

[8]李蕾.晋陕、闽赣地域传统堡寨聚落比较研究[D].导师：张玉坤.天津大学,2004.

摘要:传统堡寨聚落是融居住与防御为一体的，将土、木、石等原生材料垒砌成坚固外围护结构的人群聚居之地。本文通过对晋陕和闽赣地区传统堡寨聚落形成演变过程的分析，深刻剖析其形成的社会文化根源，并归纳影响其形成发展的历史、自然、人文因素，进而比较两地区传统堡寨聚落的空间布局及其环境特点和运用地方材料技术方面的异同。最后，针对其防御性聚落的特殊性，从物质与精神两方面比较两地防御特色，并通过与城池防御体系的比较和分析，揭示堡寨聚落防御手段与城池防御体系的相互借鉴关系。

[9]张桃.宁化客家方言语法研究[D].导师：李如龙.厦门大学,2004.

摘要:宁化客家方言属闽西客话的一种，本篇论文讨论宁化客家方言的语法。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词法的研究，包括体词研究、谓词研究和虚词研究。文章对名词、代词、数词、量词、动词、形容词、象声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的用法进行了详细的描写，通过这些描写可以勾勒出宁化客家方言实词和虚词使用的大体轮廓。另一方面是对方言句法的研究，即对句子中各成分之间的关系研究，如连谓结构、述宾结构、宾补次序等，这些句法关系中往往蕴含着语言演变的重要规律。同时，对一些主要的特殊句式，如处置句、受事前置句、被动句、比较句、疑问句等进行了讨论。文章还对一些语法现象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理论探讨，包括动词的体貌，动词“有”、副词“较”、助词“添”等的用法，动词“来”和“去”、形容词“正”、名词“时”的实词虚化过程等。通过古今南北的比较，我们可以领略到宁化方言的主要特色。

[10]于少海.经济与社会：明清赣南社会经济的动态考察[D].导师：王家范.华东师范大学,2004.

摘要:本论文以赣南这一特定地区为研究对象，对明清时期赣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变动进行了动态考察。文章中吸收了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以典型研究为基本研究手段，对涉及赣南社会经济诸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剖析。文章认为明初开始的大规模移民运动打破了赣南地区相对封闭的局面，给赣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活力，但是移民运动也同时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通过对政府、宗族、流民武装之间互动关系的考察，解析了明清政府整合赣南地区社会基层组织的过程及其效果。明代对地方社会的整合为清代社会经济的继续发展提供了相对较好的社会环境。

    明清时期赣南地区的租佃关系发生了嬗变、商品经济获得长足发展。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析，勾勒出明清两代赣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状貌。认为清代赣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在明代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但其发展也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通过对人地关系、农户生计等问题进行分析，认为在影响赣南社会经济继续发展的各项因素中，自然地理环境、移民及由此引发的人地关系紧张都发挥了其作用力，但制度层面仍然起到决定性的影响。

    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为导言。

    第二章主要就明清赣南地区的移民运动及其特征、客家住居区的形成过程进行考察。认为明代赣南地区的移民运动具有多向性的特点，移民运动中的这一特点，对探讨客家的形成具有很大的意义。同时，明清两代的移民运动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些不同特点对不同时期的当地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第三章通过对明清时期赣南地区社会动荡的成因、表现状况以及各种力量的角逐情形进行分析，揭示了赣南地方社会的整合过程。通过对政府、宗族势力、流民武装之间互动关系的分析，探讨了地方社会控制系统中各种力量的分化、演变情况。

    第四章对赣南地区的租佃关系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对赣南地区分成租、定额租和押租问题进行了讨论和辨别。对佃权与地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尽的剖析，通过对佃农风潮所提要求的分析，民间话语，官方态度演变过程的考察，认为民间习惯和学术概念之间存在微妙的差异。对赣南地区永佃权产生的时间问题进行了考辨，对永佃权向一田两主的演化的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解析。

    第五章主要就明清赣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地方市场的发展情形以及制约商品经济发展的因素等问题进行了考察。认为明清赣南地区商品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对地方传统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在此基础上，区域内集市的功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清代中期后，赣南地方

集市的空间分布出现变动，这种变动既反映了赣南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脉络，也

反映出随着赣江商道的衰微，赣南地方集市与全国市场的联系日益淡化。最后对

赣南地区商品经济的阻碍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人地关系、自然地理环境、外在

的社会环境都对赣南地区商品经济的继续发展造成了阻力，但制度层面上的影响

最为深刻。

    第六章为结语。

[11]王仁杰.宋元之际东南地区移民研究[D].导师：邱树森.暨南大学,2004.

摘要:发生在13世纪中叶的宋元战争是蒙古贵族发动的一场灭宋战争，这场历时40余年的战争，虽然实现了全国的统一，但战争过程中元军的残暴与对人民的杀戮，激起了南宋广大官兵、士人、各族民众的强烈反抗，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人就是这一历史时期涌现的抗元民族英雄。残酷的战争，引起了南宋人民大规模南迁，他们或啸聚山林进行武装反抗，或“抗节遁世”隐姓埋名，或举家南迁，开辟田野，或迁徙海外。南迁之民带来了江南的先进生产技术，先进文化，对岭南的开发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也促进了客家民系的进一步壮大。

    本文以1276年元军占领临安到1279年厓山之战南宋灭亡为时段，研究元军在向南推进过程中，东南地区(今浙、闽、赣、粤等地)各族人民迁移情况。

[12]苏俊.论形成客家方言特色的社会因素[D].导师：许之所.武汉理工大学,2004.

摘要:

每种语言都存在于诸多变体之中，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这些变体的总和。那么，什么是变体呢?Hudson将语言的变体定义为“具有近似社会分布的一整套语言项”。使一种语言变体区别于另一种语言变体的因素在于它们所包含的不同语言项。这种定义使我们能把下面的各种用语称为变体：英语、法语、伦敦英语、足球评论英语等等。从中可以看出，一般意义上的“变体”包括我们通常所说的语言、方言和语体。依据Hudson的说法，这种定义也使我们能“将某些多语言者或社区的所有语言当作一种单一的变体，因为所有的相关语言项都有一种近似的社会分布。”因此，一种变体可能比某一语言范围更大，也可能比某一语言的范围要小。

    作为语言变体之一的方言在语言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区分“语言”和“方言”的途径有两种：其一是规模上的差异；其二是声望上的差异。规模上的差异在于“语言”的概念范围要比“方言”的概念范围大得多。也就是说，“语言”所包含的语言项要远多于“方言”所包含的语言项。声望上的差异在于，某种“语言”通常被用在正式和官方的文献中，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标准语”。标准语是社会直接和刻意干预的结果，这种干预被称作“标准化”，在某种语言被“标准化”之前，它也仅被看作是方言的一种。一种典型的标准语一般会经过四个过程：选择、编撰整理、功能细化和认同。(Haugen 1966)

    标准语是规定全民族共同使用的语言。方言是标准语的地域分支或地方变体，是某个社会内某一地区的人们所使用的语言。标准语对方言来说是一种高级形式，是各方言所环绕的中心。它不仅对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有一定的影响，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方言的发展。

    中国是一个方言非常复杂的国家。大体说，现代汉语有七大方言，它们是：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和粤方言。在这七种方言当中，客家方言尤其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

    客家方言是客家民系的共同语言。客家是汉民族中的一个独特群体，客家方言是这个群体的最重要特征，也是我们研究客家的历史文化的最重要的依据。客家方言又称客方言、客话、或客家话。从分布上看，主要在福建，广东，江西，湖南，台湾和四川等6个省，海外有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地。

    客家方言是一种在古汉语基础上在民族迁移中形成的一种汉语方言。客家先民原为中原汉人，东晋以前，客家先民聚居在中原一带。由于历史上的战乱、饥荒，很早就开始从中原往长江以南迁徙。他们越过黄河、长江，逐渐向南迁移，最终定居于中国南部。由于定居于相当偏远的地区，不易受当地语言文化的影响，客家先民仍然保存并固守其传统的语言与文化。

    作为中国最早的方言之一，客家方言最典型的特色在于:无论在语音，词汇还是语法方面，客家话都保存了大量的古汉语特点。

    早期的客家方言研究主要集中在词源考释方面。二十世纪上半叶，一些学者对对客家方言的发音方面进行了研究。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今，客家方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系统得到了系统的研究。

    但是很显然的是，虽然从词源、音位和形态方面对客家方言有了大量深入的研究成果，主要还是集中在方言本身的研究，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对客家方言所做的研究工作相对很少。在客家方言形成和演变的历史过程中，诸多的社会因素，如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心理、习俗和建筑等各方面对客家方言特色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目前客家方言的社会语言学研究还处于相对空白的状态。

    了解客方言有助于了解古今汉语的历史面貌和演变过程，也可以使我们更进一步地了解现代汉语的构成及其特点，这对于文献学、考古学、民俗学、民族史、文化史的研究起着一定的帮助作用。客家方言中所反映出来的晚唐五代至两宋期间的语音和语法特点使得该方言成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历史的一个重要参照。

    本文以形成客家方言特色的诸多社会因素为主要研究对象，揭示了形成客家方言特色的内在和外在因素，为其他方言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这对于深入了解语言背后所蕴涵的深层次社会内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

[13]谢丽萍.连城道教科仪音乐初步研究[D].导师：王耀华.福建师范大学,2004.

摘要:连城作为福建西部的一个纯客住县，以其域内方言的异彩纷呈和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活动而独具特色。连城道教音乐依托于连城民间种类繁多、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蕴含着客家传统文化的固有特质，反映了客家人多元的文化特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运用民族音乐学个案调查的方法，根据实地考察所获取的第一手资料，以连城县的道教科仪音乐为例，通过对仪式产生的文化背景、仪式的场合与设置、仪式参与者的结构层次及仪式过程进行详尽的描述，展示连城道教科仪的特点及音乐在道教仪式中的具体运用；并根据实地考察录音的记谱，从音乐的基本要素、旋律形态、节奏形态、结构形态等方面对连城道教科仪音乐进行详细分析，揭示其形态特征和使用特点。最后通过对连城道教经韵与客家山歌及江西龙虎山天师道音乐的比较，探讨连城道教音乐的地域性风格和跨地域性特征，得出结论，即连城道教音乐是龙虎山道教音乐与客家地区民间音乐相互融合的结果，具有道教音乐所共有的丰富独特的地域性特征。

[14]刘光耀.清代岭南诗人宋湘研究[D].导师：魏中林.暨南大学,2004.

摘要:宋湘是清代乾嘉时期岭南著名诗人，诗人论诗力避门户之争，不囿于一家之见，主张“我诗我自作”，抒写真情实感，倡导风格多样化；宋湘的诗歌创作实践了他的理论主张，诗歌风格多样，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不同的风格特色，多“骚屑之音”，风格雄浑苍劲、酣畅淋漓，富“雄直”之气．本文把宋湘置身于乾嘉诗坛中，试图以作家论的形式，对诗人的生平思想、诗歌风格和诗论主张及其形成的原因以及对后世的影响进行全方位的观照。

[15]叶蓓蓓.涠洲岛民俗文化与学生数感的形成和发展[D].导师：孙杰远.广西师范大学,2004.

摘要:数感是这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数学教育领域提出的一个新词汇,属于数学直觉的问题,较早的出现在数学估算的研究中,近年在国外成为了神经心理学的一个研究内容。数感可以理解为一种文化产物,或者说一种文化行为。我从数感研究者之前所做的工作,以民俗数学研究的角度去看待学生数感培养和发展的问题。研究工作主要采用了“质的研究”方法与教育实验(调查测试)方法,选择了一个相对封闭的民俗文化区域——涠洲岛作为观察和研究的场所。我相信研究对象的真实可以通过物化的图象与描述显露,也需要通过语言使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产生共情。

对于学生数感测试的研究,国际上形成了一套“数感测试”的理论框架,1999年在澳大利亚、瑞典、台湾、美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数感测试。我的研究中,采用了这次“数感测试”当中的部分题目,以及部分学者在研究文化对于学生数感发展影响的题目,组成两份为我的研究服务的“数感测试”题,一份测试题针对8—10岁儿童,一份针对10岁—14岁儿童。测试的目的是了解涠洲岛上8—14岁儿童的数感状况。在调查测试的基础上,选择五位个案研究对象,在后继的研究中进行跟踪。涠洲中心小学和涠洲中学是主要研究现场,2003年8月我正式进入现场,研究一直持续到2004年的3月。

涠洲岛的民俗文化属于渔农杂居的客家民俗文化,在宗族、宗教和语言上有突出的特点。基于村落文化背景差异的数字理解研究中,岛上各个社会群落在千年之后的今天仍延用着族群特有的手势数数系统,它如同一个遗传的细胞代代相传,倾诉着这个社群特有的数字感。基于语言差异的数字与运算存在于岛上几乎所有学生的数学学习中,中文数字的短促读音,特别是粤方言和客家方言更为短促的发音,造成了记忆长度的不同,影响了学生的运算速度。涠洲岛上的多种相互独立的文化村落使得多种语言在小岛上存在,这对学生的记忆有着重要的影响。在与学生的心算、口算的访谈中我发现,语言的转换、方言的使用都成为了影响他们运算速度的关键性因素。同时,岛上因为宗教、村落的不同而形成的生活习惯差异对学生数感发展造成了影响。基于年级差异的数感测试结果表明,学生在数感中的得分高低以数概念的拓展和数字知识的丰富为基础,生理年龄的增长并不是数感发展的必然。

学生数感形成的生理因素与文化因素紧密相关。大脑的下顶骨皮质是算数专区,这是学生数感得以发展的生理基础,如果顶骨受损将会失去数感。下顶骨皮层掌管数字、书写、手指与空间,而左大脑特有的数字的语言表达与口诀记忆功能,使得语言与数字之间有了千丝万缕的关系。各种文化中,语言的发音长短、数字语言表达结构、语言中的数字选择倾向等等都成为了学生在数感上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因此,数感的培养中需要结合民俗文化中与脑神经基础相关的因素。第一,鼓励学生数字的肢体语言表述;第二,引领学生体验地方语言与普通话在数字表达、运算上的优劣,分析自己在数字问题上所使用的优势语言;第三,在现实情境中寻找数字问题并解答。

促进学生数感发展的民俗文化资源在校本课程的开发中主要表现为:对于数意义的理解有传承作用的肢体数字语言;对于数的精确运算,数量的比较有协助作用的本土方言;对于数量的估算有影响的日常生活情境;基于当地文化背景下的数字符号、运算符号;促进数字知识自我建构的本土游戏。在民俗文化背景下,校本数学课程开发应该具有新的理念。首先,掌握学生民俗文化背景中的数学知识呈现方式是校本数学课程开发的前提。其次,注重方言对学生数学记忆的影响,进行地方数学语言的研究,提供学生数学语言交流的平台是校本数学课程开发的关键。最后,提高学生对民俗数学的意识,寻找学习数学的优化途径是校本数学课程开发的根本目标。

[16]熊春云.清至民国时期黔江流域的人口迁移与社会变迁[D].导师：范玉春.广西师范大学,2004.

摘要:人口迁移作为人口问题的重要表现形式,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成为近年来学者关注的热点。在这方面,学术界已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但由于各位学者专家研究的目的和侧重点不同,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广西人口迁移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问题仍缺乏足够的重视。有鉴于此,我的导师范玉春副教授先后申请了《红水河流域汉族移民研究》、《明清广西汉族移民与广西民族融合》及《明清时期广西汉族人口迁移与社会变迁》等课题进行研究。作为课题组的成员之一,我选择了《清至民国时期黔江流域的人口迁移与社会变迁》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希望能在这方面做一些有益的尝试。

人口迁移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历史过程,要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必须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因

此,本文除采用传统的历史学研究方法外,还将运用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尽可能全面的探讨。

文章由引言、论文主体和结语三个部分组成。

引言首先就前人对移民与社会变迁问题的研究成果和不足之处进行简单的回顾,然后介绍论文选题来源、对研究对象作简要的界定,并谈了论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论文的主体包括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重点描述清至民国时期黔江流域人口迁移的历史。文章在回顾清代以前黔江流域移民史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清代和民国时期影响黔江流域人口迁移的几个重要因素,并对这一时期人口迁移的过程作了一般性的描述,同时也就人口迁移的一些基本特点进行了概括与总结。笔者认为,黔江流域人口迁移的历史早自汉代就已开始。但在由汉迄明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受黔江流域自身开发程度和周边地区人口状况的影响,进入黔江流域的移民规模不大,且多以被动型的政治移民和军事移民为主。进入清代以来,随着黔江流域自身对移民吸引力的增强以及邻省、邻近地区人口压力的增大,在清政府倡导的“招民垦荒”的大背景下,大批自发性移民纷纷迁居黔江流域。民国年间,新桂系政府鼓励垦殖的政策也吸引了众多垦荒移民的到来,加上抗日战争时期大批难民的内迁,黔江流域的人口迁移达到了高潮。与前代相比,清至民国时期进入黔江流域的移民主要以自发性的经济型移民为主。与同一时期广西其他地区相比,黔江流域在移民迁入的时间、移民的来源地及类型等问题上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就移民迁入时间而言,黔江流域移民高潮的到来要早于桂西地区,而晚于桂东北、桂东南地区;就移民的来源地而言,桂东北主要以湖南、江西移民为主,桂东南主要以广东、福建移民为主,而黔江流域的移民主要来自广东和湖南,进入民国时期,来自省内的移民逐渐成为黔江流域移民的主体,而客家移民在黔江流域的集中分布也是清至民国时期黔江流域人口迁移的一大特色;在移民的类型上,黔江流域主要以农业移民为主,且分布较为集中,这与以商业移民为主的桂东南有着明显的不同。

第二部分主要探讨人口迁移对黔江流域社会变迁的影响。人口迁移对黔江流域社会变迁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首先,大批移民进入黔江流域,不仅极大地改变了黔江流域人口分布的格局,缩小了其与广西传统发达地区在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上的差距,而且也成为推动黔江流域农业、工商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移民的直接参与和带动之下,黔江流域的土地得到更大程度的开发与利用,农田水利设施亦普遍兴修,而农作物新品种的传入与推广种植,不仅极大地丰富了黔江流域人民的物质生活,而且对农产品商品化的进一步提高也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大量商业移民的进入,也使得黔江流域各地的圩市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商品经济结构亦发生变化,不仅诸如银号业、典当业、经纪行等行业种类日益增多,而且由于外籍商人为数众多、经济实力强大,由外籍商人“执现代商业牛耳”的局面也最终形成。大量拥有一技之长的手工业者的进入则对推动黔江流域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当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口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其次,大批移民的进入,对黔江流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影响至深。汉族移民进入黔江流域后,兴学重教,对黔江流域各地教育事业的进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催生出了诸如郑献甫、王拯等一代文人。在与土著居民交错杂居的过程中,移民不仅将原居地的语言带入黔江流域,从而引起黔江流域本地语言的变迁,如方言的更替、双语或多语现象、借词现象普遍出现等,而且也导致了建筑风格的流变,如会馆建筑大量兴建、民居建筑的材料和样式发生变化等。由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教派传教人员和信徒的大量进入,各种宗教信仰得以传入并持续发展,而“妈祖”等民间信仰的传布则使得黔江流域的宗教信仰更趋复杂化。外地移民的大量进入,也导致了粤剧、桂剧、彩调剧和京剧在黔江流域的传播与发展。

第三,人口迁移不仅使得黔江流域的族群构成变动极大,而且也深刻地影响着族群关系的演变。在人口迁移的作用下,汉族逐渐成为黔江流域的主体民族,各族群交错杂居的格局也基本奠定。在相互杂居共处的岁月中,移民与土著、移民与移民经过长期的经济、文化、婚姻等交往,逐渐由最初的相互对立、冲突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