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客家学术研究究现状与海峡两岸客家关系（辑自谭元亨、詹天庠主编《客家文化大典》2014版）
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演变，改革开放不仅使经济获得长足的发展，在学术上也开始了“破冰”之旅。客家学在沉寂了将近半个世纪之后，在经历一段时间的酝酿、重组并积蓄了相应的力量后，终于在90年代有了一个新的开端，并迅速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研究队伍，从文化学、历史学、人类学，乃至哲学、美学、建筑学诸学科上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取得了不俗的学术成果。可以说，自从罗香林先生为客家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之后，这十多年间，客家学的基座亦已浇铸而成并提升了起来，有待海峡两岸的学者添加更巍峨的碑石。
平心而论，客家学的研究，已经远远超出源流考证的历史学范畴，既往历史学的考证，其立足点仅在于自辨，出于生存的本能，由被人贬抑而引发的自尊，这也是一种历史心理的演进。所以，拘泥于源流上的自辨，是必带有诸多非学术的成分，有不少短视的、与时俱逝的成分。而这种自辨催生的罗香林的学术建树，虽然已融入了科学的或学术的成份，却仍打有那个时代的印记。如同今天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有人欲以“历史的误会与误会的历史”来消解这么一个民系，甚至不惜以似是而非的论据来否定客家的存在一样，这是我们务必要清醒意识到的。这也说明，这门学科远还没有发展到完全确立并相当成熟的程度，还有大量的研究工作要做，更多的领域尚待开拓。仍是罗香林在完成《客家研究导论》之际所断言的，“其中不能解决的问题，还不知究有多少!”固步自封，妄自尊大的作风，在这门学科的发展进程中，其危害是不可低估的。因此在此所作的，不是总结，而只能是促进，看看我们所做的有多少，今后需要做的又该有多少倍?而即便是历史学上的研究，尚须走出已有樊篱，包括那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也仍旧没跳出这一樊篱。
的确，如今在大陆，客家研究机构已为数不少，有的已成了省一级的重点文科基地，如赣南师院客研中心;而在广东，华南理工大学客家研究中心也在为这省级基地审批中;当然，如华东师大、广西师大的客家研究机构，也已相当有影响，梅州、龙岩、韶关、玉林等粤闽桂地区一级的学院的客研机构，也各有千秋，在各自选择的方向上有所拓展。另外，客属地各处的客家研究社团，亦可谓花团锦簇，自成一道绚丽的风景线。但总体而言，上规模、上档次的不多，自生自灭的却不少，不是各地的大学或科研部门的领导人都有明确的认识，能全力以赴加以支持的。近来，不少研究所已升格为研究院，也许能有相应的行政权、财权，使研究工作有所保证，我们亦不妨持一乐观态度待之。这与台湾不少大学早已成立客家学院的情景，当互为辉映。
不过，这么些年，大陆客家研究，也还是有了长足的发展。毕竟它扎根在客家人的腹地，且有罗香林等前辈的治学传统，厚积薄发，自有卓越见识与可观的成果。如历史学方面的研究，上世纪 90年代刚开始，便有了刘佐泉的《客家历史与传统文化》，以及著名的民族学学者吴永章的《客家传统文化概述》，均坚持“客家文化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观。这对于所谓的“纯粹血统” 或“土著”说都是一个有力的反拨。王东的《客家学导论》与陈支平的《客家源流新论》亦有新的探索，自成一家之说，在学科建构及中国移民的宏观把握上，均有自己的见地，丰富了这一学科的内涵。
而谢重光《客家源流新探》(1995年)，提出客家的组成是多元的，参与缔造客家的诸来源中，除了南迁汉族外，畲族先民也是重要的族群要素。从客家与畲族的关系，认为:“'客家’是一个文化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种族的概念。因为种族的因素--即自北方南移的大量汉人固然是形成客家的一个因素，但单有南移的汉人还不能形成'客家’，还有待这批南移汉人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迁入某一特定地区，以其人数的优势和经济、文化的优势，同化了当地原住居民，又吸收了原住居民固有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迥异于当地原住居民的旧文化，也不完全雷同于外来汉民原有文化的新型文化,那么这种新型文化的载体--一个新的民系，即客家民系才得以诞生。”
但房学嘉的《客家源流探奥》(1994)与谢重光该专著的出版几乎同时，却把谢的观点推向极端并倒置过来，认为“进入客地的中原流人与当地人(土著)数相比任何时候都是少数。”由此，他断言所谓客家民系中原南下一说乃“空穴来风”，无中生有。沿着这一理论，近年，他更进一步否认客家围楼具有“保卫功能”。持“士著说”的还有其他人，不过，他们是认为，中原流人到过南方被“土断”之后，便只能做“土著’对待。
诚然，“土著说”论者，在大量的田野调查中，如实引用族谱中各姓来自中原的记录以及被访者说祖宗从何而来的陈述,事实上也没否定“中原说”。最多只能是一种补充。
尽管客家源流上诸说纷纭，但研究上的日益深化则是显而可见的，而人类学上的拓展，亦十分喜人，如今，在大陆，田野调查的方法已广泛被运用，且取得了不少成果。
讲到人类学的研究，特别要提出的法国著名的汉学家、人类学者劳格文(John Lagerwey)先生，他从事中国民俗研究整整20年，其中对韶关等粤北地区的客家民俗研究也已有12年。十多年来，他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不辞辛苦地奔波于客家地区的山寨乡村，召开座谈会，进行实地考察，积极推动粤北及江西有关客家地区的民俗研究，近年组织出版客家民俗研究丛书20多本，为中国的民俗研究尤其是客家文化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客家传统社会》由劳格文主编，是一部对我国福建、广东、江西等省的多个客家聚居区域的历史渊源、传统社会结构、社会经济以及客家人的文化传承、宗教信仰、民风民俗、岁时节庆等的调查研究之作，是一部全面而系统地记录客家地区社会生活传统的学术著作。材料的来源，或者是对客家老人们的深入采访和充分的社会调查，或者就是作者自己所亲历的记忆，因此，文章内容丰富多彩，翔实厚重。
这个时期，还有一些客家专题的研究，如刘平对广东西路土客械斗的论著《被遗忘的战争》。刘丽川关于深圳客家的田野调查论著《深圳客家研究》以及李逢蕊、叶扬等人的客家研究论文集出版，丰富了客家学的研究体系。
刘平博士的《被遗忘的战争》，对发生于清季咸丰至同治年间的广东十客大械斗，由于历史的原因，广府地区的方志的叙述多有不实之词，而客家研究界的相关论述，也不甚详细，此书走进历史记忆的“死角”，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追溯土客械斗的远因与近因，作者认为，不断加剧的人地矛盾以及清初的“迁海”令的实施，是粤东北客家自清初以来不断向广东中南部一带迁徙的主要动因;而广东洪兵起义则是导致械斗的近因。中编是集中对于械斗事件本身的叙述，注重宏观描述与个案分析，再现了械斗的详细情形。下编基本是分析清政府的对策与斗祸的基本平息。在这场械斗发生后的一百多年里，除了部分研究客家的学者注意到它的存在，并在相关的著述中作过极其简略的论述外，整个近代史学界并未就此问题作过任何系统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者从事的研究工作，实乃填补了空白。
刘丽川《深圳客家研究》是在对深圳做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的论著，考察深圳的客家源流(早期客民的进入形式等)、深圳传统村落的拓展与宗族的派衍，为深圳的客家民居命名“围堡”，对其作了形成的史地背景、历史分期作了史学研究，特别就深圳坑梓黄氏宗祖为研究对象，探寻宗族与村落，着重于民居建筑来考证客家在深圳的历史。从这个方面来说，著者对深圳本地的历史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论者在提到客家民系的形成时间，认为是在清初，“客家”称谓出现最早的时间为颁布“复界令”的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之后。
尽管这20多年来，大陆的客家研究，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无论是规模上，还是研究力度上，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不少知名学者，如罗勇、刘劲锋、刘正刚、吴福文……等，都有不少建树，以上说的，只能是挂一漏万。但从整体而言，甚至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似乎形而下者多，形而上者少，有高度有深度的更罕见，也就是说，整体的学术修养、理论修养，较之国内的其他理论群体，似乎还有相当的差距，与国际上同类研究，如犹太学，显然也有明显的不足。对于这些，我们不仅缺少比较或借鉴，更缺少一种作为大学科高屋建瓴的理论高度与气度。因此，这门学科的最终确立与成熟，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其实，从“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出发，如何更逼近客家人的迁徙史、精神史,则更应从“思想材料”上着手、超越繁锁、钻牛角尖的所谓“源流”的考证，从宏观上把握住这样一个民系的历史品质与精神发展。客家研究，无疑为客家文学的创作所推动，这便是1994年初版的150万字的长河小说《客家魂》。其间，1992年该作者于桂林的一次客家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了论文《世界民族大迁徙中客家先民南渐新论》。这篇论文，则成了1997年出版的《客家圣曲---个大迁徙民系文化史》的先声。
这部作品把客家的神话、传说，乃至历史事件，把众多散逸的客家文化的残简片碎聚合在一起，加以梳理、连缀，并放在巨大的人类历史的大背景下思考，试图从宏观上作文化、历史哲学层面的解读。
须站在文化、折学的高度，审视客家人的五次大迁徙与六次崛起。民系的生长，同文化一样，有着其特有的孕育(浑沌期)、成熟(自在期乃至自觉与自为期)的过程，将客家人从汉魏六朝间的“浑沌期”，从而发展到唐末及五代的“自在期”，再到明清时期的“自觉、自为、自由期”的精神历史拉成一条线，读者可从中看到一个民系的苦难史，更是一个民系的搏斗史、精神发展史，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在这里，首次将客家的大迁徙放置到世界民族大迁徙的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唯其在大规模的迁徙中，得以保存和发展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保存自身众多辉煌的文明成就，并形成其独特的传统。
从文化意义上进行形而上的探讨，在与当地土著一起生活的过程中，产生了客家人的命题:宿命与使命，主客意识与边缘地位，义利之辨与自我本质的实现，特立卓行与融合认同，贵族观念与平民思想等,特别将客家人与犹太人作对比。客家人习惯“客而家焉”，任何地方都“落地生根”，犹太人人则永远处于“外来人”;客家人重义轻利，犹太人有浓厚的金钱意识，须从客家人思想深层意识进行文化阐释。同时，从汉魏六朝的“天放时代”的“天放”文化精神，阐释客家人的秉性，追求精神的自由与个性解放。将“定格”于岁月中的人物故事、实物(民居)、山歌等，讨论其文化意蕴。特别要提出的是，著作在这里给客家民性定义为“特立卓行”，诸如朴实、开拓进取、勇敢、善良等等都是围绕“特立卓行而展开的。这是一个新的修辞，也最能概括客家民性。全书没有对客家源流、客家称谓来由等实际问题进行历史考据，而是站在文化、历史哲学的高度，对客家民系进行形而上的思索和探讨。
2004至2006年，谭元亨与吴永章、杨宏海房学嘉、杨耀林、温昌衍等合作，出版了《客家与梅州》系列共8种书，成为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套客家典籍，里边有不少新的创见，也展示了客家研究的新的态势。
这一丛书里的《客家新探》，是立足于历史哲学上，在《客家圣典》研究基础上，对客家学的很多方面作了新的注解。著名的客家学专家吴永章审读文稿后一口气列出十几个“新”来。该书由上篇《千年迁徙》、中篇《历史聚变》和下篇《拔地而起》组成，主要内容追溯客家人作为汉族的一个民系，由混沌到清明、从孕育到发展由萌芽到壮大的历史进程，理出一条脉络，把客家人的文化精神勾勒出来，让人们去认识、去激赏、去追随、去传扬。“(它)明确其意向在开拓与深化,它坚持的是客家研究的主流派的观点，但对传统的'南下说’予以了补充与必要的修正尤其是从人类学、历史学及哲学的高度上，突破了谱牒考证的樊篱，从文化动因、民族自尊、心理认同诸多方面，强化了'南下说’的认证，使之置于整个中华民族移民史乃至整个世界民族大迁徙的背景上。
论著强调一个民系乃至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不是靠“共同的历史记忆”，而是靠一个“共同的、可信的未来”，此为客家人的开拓精神的根本。在历史大变动中去寻找客家形成的前史，从今天民系或族群的心理积淀、整体风貌上回溯并确定其形成时期，在比较、鉴别中，凸显一个民系或族群的历史性存在;在强调所有族系发生形成的共同因素之际，尤其不可忽略各个族系的特殊性--这是科学化、理论化的总结，从而更可论证客家的形成不是“误会”，而是历史地形成。同样，对民系形成的“一次到位”说与“二次到位”说，书中也有精彩的论述，尤其是客家民系。之所以为“客”，更多与二次乃至多次到位相关。那些一次到位的，每每已有了当地的地名为民系命名，而多次到位，则不可能有地域来命名。
而该书最新一部分，当是“六次崛起”说。在《客家圣典》中其实已经有这样的概念，在该书中更清晰地体现。这里从客家的视角探讨客家与近现代革命的关系，突破了以往从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历史重大事件上作研究的视点，在这六次崛起中，过去，人们一般认为戊戌变法与客家人关系不大，该书从三个层面--中央、地方与外交上，揭示出了客家人在变法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该论著还注意客家民系的横向比较，客家人最多的广东省，与其他两个汉族分支广府民系、潮汕民系进行民系的比较，突出客家民系鲜明的特点。这也是对以前研究的延续，对一些研究者认为的客家本来是不存在之“误会”说是很好的修正。
以上，只是着重回顾了大陆客家研究近10多年的历史进程，这更多的只是个人视角以及个人的理解，难免挂一漏万，包括客家文学、客家方言等专题研究，也只能付阙，如罗可群对广东客家文学，钟俊昆对江西客家文学的研究，都是相当出色且有见地的，这里只是点到为止。而从社会学角度上，则有更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日本驻广州的总领事吉田雅治先生到访华南理工大学客家研究所，提出当今的客家社团相当于什么性质的组织，可否有秘密结社的成分，显然，这说明国际上对客属大会、崇正、嘉应总会的性质，很是关心，存有不少误解。如何运用社会学的知识作出解释，不是与历史上的洪门简单联系到一起，这是很有必要的。学科的开拓，显然还有很大的领域与余地，有待两岸四地的客家学者携手起来，把这门学问做深做透。近代学者严复，把“社会学”译为“群学”,社会组织作为“群”，自是区别严密的会党结构，故才有“群而不党”一说，这也是客属社团区别于一般社会组织分类的地方。在新历史背景下，客属社团的性质自不可教条式地加以解释。
这一例子证明，客家学须开拓的层面，还有很多、很多，需要不同学科的学者广泛的参与，切不可画地为牢，自己约束住自己，把这门学问视为禁脔，最后落个坐井观天，自以为是。不仅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还有其它，如经济学人文地理学、人格心理学、思维方式……众多学科的切入，都还乏善可陈。因此，目前这支理论队伍从数量上、还是素质上，也都差强人意，有待提升。
目前，台湾已有众多客家学院，大陆也在陆续将客研所升格为客家研究院，这意味着培养后继的研究人员的力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新一代的学者，在理论修养上，尤其在学术视野上要远远超过过去，只有这样，客家学才大有希望
由于大陆的开放政策，台湾的客家学者们，早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便有机会来到大陆，包括陈运栋的《客家人》及罗肇锦关于客方言的著作，也很早能在大陆图书馆查阅并产生相当影响。而大陆的学者，则相应滞后一些，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才逐渐被批准到台湾进行学术交流，而以台湾主持的第十六届世界客属大会的标志，这一交流有了更大的层面。目前，无论是闽粤赣“客家大本营”中相关的客家学术机构与团体，均已与台湾各大学、客委会有着密切的关系及频繁的互动。就是在这之外，如川桂等地，也已建立了联系。其中，以福建、江西、广东的大学研究机构为主要纽带，这包括广东华南理工大学、嘉应学院、韶关学院等，福建厦门大学、龙岩师院等，还有江西赣南师院。由于各地研究的侧重点不同，联系的面也不一样，如偏重于田野调查的、谱牒研究的，或偏重于文学艺术、社会群体的，等等。
而各种国际性的、海峡两岸共同举办的不同专题的研讨会，近年来对客家学研究的推动，亦功不可没。台湾方面对大陆客家研究成果的推介更后来居上，大陆关于客家 学的研究著作，在台湾不少大学均可以找得到，而且列入本科及研究生课程及参考书目。可以说，台湾的大学在客家文化传承方面的力度，目前相应要大一些。
大陆大多数客家学者研究学者，均先后到过台湾参加会议，进行学术交流，有的，还在台湾大学当访问学者。而台湾学者赴大陆考察，做田野调查的，频率也相当之高。客家学作为一门显学，在海峡两岸日益为各方面所关注与重视，两岸的良性互动日见喜人。
从学术交流的角度上看，如华南理工大学，便已先后两次召开了海峡两岸客家文学的研讨会，平日有关研讨会，虽没标识上海峡两岸，也常有台湾学者出席。
总的来说，两岸客家学术的交流，已经形成了相应的模式及良性的互动，展望今后，如何予以提升，开展全面的合作，则是亟须解决的。在第二届两岸客家文学研讨会上，双方准备共同设立一项客家文学大奖,当是其中的积极举措之一。为设立这一奖项，推动了“客家文学宣言”的拟定，把客属地粤北、赣南的红土地文学、台湾等地的草根文学，以及同是客属地深圳今天的打工文学，加以整合，提出了“目光向下，草根情怀”的客家文学奖的宗旨，这对于流派形成，审美取向，无疑有着相当积极的意义。
由此可以推广或延伸到客家研究的各个领域，如何教双方均能扬长避短、优势互补、扎扎实实地去完成客家学术上的几项重大工程，当是有所启发的。
迄今为止，一部权威的《客家通志》，甚至于一部完整的客家迁徙史--当然，是要具一定规模并有经典意义的，可以说还没有。近日出版的《客家图志》及百万言的《客家文化史》，也仅仅是一个门类及基础性的工作。
同样，对客家社会形态、客家经济演进等，如今，也仅见单篇论文，较全面并有深度的著作尚不曾出现。
在学术建树上，双方合作的空间还很多。同样，在学科建设上，尤其是推动两岸高等院校建立客家学院，培养有更高学术水平的研究新人，并形成系统的学科格局，等等，更有一个相互促进的问题。
只要摒弃任何成见或门户之见，两岸就有可能携起手来，把客家学术研究推进到一个全新的、令人振奋的局面。
开放，是文化的解放，个性的解放，是人化而绝非物化。务必清醒地看到这一点。现在不少人把“经济”与物化划上等号，经济全球化也就成了全球的物化，人的异化，那该是多么可怕，可怜的历史悲剧了。
因此，文化的自觉，归根到底，当是人性的自觉。作为一个族群，客家人的人格品藻，是自古以来有口皆碑的，其之热情、奔放、豪爽、乐于助人、敢作敢为等等，正是人性的表现，讲文化自觉，当然是讲人格、讲人性、讲人的本质，如果改变了这些，只会从人倒退为半人半兽，或半人半机器，半人半物……所以，迎接挑战当是强化“人化”的进程，摆脱兽性的标志，摆脱物化或别的什么异化。人，体现了历史的进程，客家人，亦体现了这个民系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真正的“人的历史”，不仅仅是摆脱了人的依附后开始的，而是包括摆脱物的依附之后才算开始。现在，摆脱人的依附不久，但摆脱物的依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问题是，在“全球化”中，是强化还是摆脱这种“物的依附”?如果是前者，那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文化的自觉”了。只有二者皆摆脱，人性的自觉才真正得到体现，人才能被真正成为其人。客家人也才真正被承认为一个独立的、有自觉意识的族群--人们不难看到，在民主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对不同族群，包括弱小族群的尊重，是显而易见的，这不仅仅是争取选票，更在于一种人文思想或人道精神，而这正是建立在尊重个人的人权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可以说，客家人一直追求的更高的人生境界，更高的文化素质，更自由豁达的生存环境，与此是相一致的。
站在这一制高点上，两岸的学术交流方能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