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客家研究（辑自谭元亨、詹天庠主编《客家文化大典》2014版）

客家民系，是中国汉民族八大民系中，唯一不以地域命名、遍布南方十余个省，且搅动了中国近现代史数百年的一支民系。它形成于中古，崛起在近代，对华夏文明的演进，具有其独特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千年迁徙，万里长旋，铸就了这样一个特立独行、人口近亿的“东方犹太人”的族群，纵然它在气性、品格上与犹太人千差万别，但犹太学兴盛于全球之际，客家学亦令举世瞩目。进入21世纪、客家学已愈来愈成为一门显学，而客家研究、从萌发到今天，也已有了整整200年历史，也应予以梳理总结。这是关于研究的研究，关于学术的学术，对其从自在、自卫(或自辨)走向自为、自尊与自觉，理当有个清晰的认识，对于提升这门学科的学术品位、思想高度，同样是非常必要并迫在眉睫的。

客家学(Hakkaology)是一门方兴未艾的学科，是一门运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客家民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并揭示其发生、发展的学问，研究对象是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现象，包括客家民系的形成史、客家民系独特的文化现象以及表现出来的客家精神，客家民系的现状和未来。客家学涉及多个领域的综合性学科，研究范围除了客家民系的形成历史外，还包括客家的语言、文化、艺术、建筑等多个方面;它又是一门边缘学科，涉及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建筑学、艺术美学、社会心理学、文化学、华侨史学等多个学科领域。

通过对客家学的研究，可以丰富人们对汉民族共同体的认识、探索作为汉民族分支之一的客家民系保持中原传统和自身独特性的意义，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有助于揭示中国的移民史和移民规律，揭示民族融合与分化的现象和规律，进而言之，从客家学角度切入，我们有可能对华夏文明的演进模式作出新的认识与解释，而不拘于定见。同时，由于客家民系在历史与现实社会所作出的贡献和产生的影响，客家学研究，对于丰富与拓展民族史和华侨史的研究，以致加速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都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价值。

这样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更多的学者、专家甚至是普通百姓的参与。这也是一个极具发掘潜力的学术资源，还有许多文化现象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有不少文化现象可能正在消失。需要我们加大力度去保护。

客家学术史大致可以分为近现代与当代共五个时期。其中近现代可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时期，1808年至1918年，为客家学的肇始阶段。其间由于客家人在太平天国时期的重大作用,加上广东西路土客纠纷引起人们的关注使客家问题首次被世人提出并引起注意，这个时期，曾有30多位中外学者对客家人的历史、语言及其他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这些探讨十分零星和片面，其中不少甚至是恶意中伤，但对客家问题第一次作为文化人类学的特殊现象进行了学术探讨，可谓客家学的开端。

第二时期，1919年至1948年，为客家学的初步发展阶段。这个时期客家研究团体出现，考证客家的源流与形成，阐述客家与汉民族的直接渊源关系，反驳了客家人是一个民族与非汉族的说法。同时运用西方近代人种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的理论方法对客家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对华南地区的客家民系进行实地调查。而罗香林的客家研究著作《客家研究导论》，标志我国的客家问题研究已进入繁荣发展阶段，这部客家研究著作也成为客家研究的经典。罗香林先生也成为客家问题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人。此时期的研究内容侧重于历史渊源、语言、文化教育等方面，肯定了客家人是汉民族的一支民系，而且是中原汉族在历代南迁的过程形成的具有独特语言(客家话)和独特文化(客家文化)等共同而独特的稳定的人类群体。

当代则分为三个时期，1949年至1977年，客家研究转入沉寂时期。1978年至1989年，是客家学重新兴起和恢复时期。1990年至今，是客家学蓬勃发展并逐渐形成独立理论体系，从而真正建立起客家学这门新兴学科的时期。这三个时期,当有另文阐述,本篇则侧重于近现代。当然，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断代，过去一般放在1840年鸦片战争为限，近年则以16世纪西人占领朝贡国马六甲为限，本文取乎其中，放在明中末叶。

一、第一时期 从自在到自立(1808-1918年)

作为客家宣言的《丰湖杂记》 明中叶至清初，客家人与闽、粤其他汉族民系竞相向海外谋生，经营工商业，经营实力迅速增长，中外人士开始注意客家人。粤省广惠二属的客家，因人口膨胀，势力扩大，语言风俗不同，惠州地区就有客家人和广府人在边缘地带有械斗现象。清乾(隆)嘉(庆)年间，在惠州、东莞、博罗等地的土客之争愈趋愈烈，连年械斗不断。《博罗县志》历年都有禁止械斗的记载。

1808年，惠州丰湖书院徐旭曾先生因而回答了学生的询问，讲述了客家人的渊源、语言、习俗，为客家人正名，为客家人申辩，其实是系统地记述客家人之始。其学生整理的听讲笔记，以《和平徐氏族谱徐旭曾丰湖杂记》为题收入和平县《徐氏宗谱·总谱》卷二。开始有述及客家来源及语言风俗等问题，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学者研究客家历史与文化的肇端。

徐旭曾讲述的出发点，正是基于长期以来粤省广、惠二属土客之间因生存资源的争夺和文化、语言、习俗之间的差异所造成冲突的这一事实。

《丰湖杂记》虽仅一千余字，然简明扼要，成为最早述及客家源流的著作，这是客家民系强调自在的表现，亦是客家民系正式形成的宣言书。

《石窟一征》和《嘉应州志》 其后不久，镇平(今广东蕉岭县)黄香铁著《石窟一征》(亦名《镇平志稿》)，对镇平一带的地理环境、客家的源流、生存状况、教育、信仰、礼俗、岁时制度、语言等均作了较详尽的介绍。

黄香铁(1787-1853年)，原名黄钊，蕉岭县陂角霞黄村人。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生于江苏黄丽坊。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甲申举人。黄香铁博学多才，在京充国史馆缮书多年，日以古体诗自课。著有《读白花草堂诗集》九卷。在京师他与番禺张维屏、香山黄香石、吴川吴辛山、阳春谭敬昭、顺德吴秋航、黄小舟称为“粤东七才子”，盛大世辑《粤东七才子》行世。在嘉应州，他与宋湘、李甫平齐名，被誉为“梅诗三家”。

黄香铁亦是一位杰出的方志学家，以自己渊博的学识编修《石窟一征》，全书分为九卷:卷一为方域、征抚,卷二、卷三为教养,卷四为礼俗，卷五为天时、日用，卷六为地志，卷七、卷八为方言，卷九为人物、艺文、杂记，共八万八千多字，是一部客家文化的重要文献。对了解清代的政治、文化、经济、教育以及对研究客家源流、文化、民俗都有重要价值。其卷七、卷八《方言》翔实地叙录客家方言，治客家方言者，皆奉之为前驱。

嘉应温仲和编撰《嘉应州志》也探讨了客家源流，“客家多中原衣冠之遗，或避汉末之乱，或随东晋南宋渡江而来。凡膏腴之地先为土著占据，故客家所居之地多涝瘠，其语音多合中原之音韵。”第一次将客家之名追溯到宋代的“主客”编户制度，指出“唐以前之十著，盖无有存矣。今所谓土著，既多由汀、赣而来，其语言声音又与相近。主客之名疑始于宋初户口册。”其中关于客家主流为“中原衣冠之遗”的说法对后来客家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太平天国引发世界研究客家热清道光末年(1850年)，洪秀全、杨秀清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太平天国起义，坚持14年之久，纵横18个省，其主要角色和基本力量，都是两广客家子弟，客家妇女亦大量参加战斗，客家方言成为太平天国的国语。

清咸丰年间波及广东恩平、开平、增城、新宁、鹤山、高明、阳春、新会等地，死伤五、六十万人之众，持续十二年之久的土客大械斗，它是以往械斗的延续，囊括了以往械斗的一切内容和形式，极为残酷。但仍有人称参加此械斗的客家人为“客贼”,《新会县志》更书为反犬旁的“客”《四会县志》侮蔑为“或曰客乃之讹”……这不能不引起舆论界学术界的强烈反响。于是，客家源流问题的讨论，在中外学者中如火如荼地展开。据后人不完全统计，从1850年到1904年，有中外人士三十多人，论述客家的历史、语言、习俗或论及客家其他问题。主要论著有:林达泉《客说篇》、钟用和《土客源流考》、黄遵宪《书林太仆客说后》、伍锡民《时变纪略》、陈碧池《海隅纪略》、爱德尔(E.J.Eitel)《客家人种志略》及《客家历史纲要》、弼顿查理斯(Ch Peton)《客家源流与历史》、肯比尔(George Compbell)《客家源流与迁移》、拜尔德耳(Dyer Ball)《客话通易》及《客语浅句》、赖理查斯(Ch.Rèh)《客法辞典》、麦栖威尔(D. Maciver)《客英辞典》。

陈碧池《海隅纪略》一书专记新宁(今台山县)土客大械斗始末，撰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作者陈碧池是新宁土人，1871年科举不第，因有感土客大械斗“垂十余载,喋血涂膏死亡过半”“诚千古非常之大变，亦旷世仅见之奇祸”，“将欲征信后人”，遂在伍锡民《时变纪略》基础上，“复博访调咨”而成书。书中曰:“雍正初年，(客家人)始从惠潮嘉诸郡挈家来迁，与诸圩并垦”，“凡深岩穷谷悉便”。“其俗犷悍凶残，轻生嗜利”，“暇则习少林拳技，虽妇女亦能持竿撞击”。此书虽带有土人地方之情感，但其描述客家人之性格基本准确。

其间，除开瑞典人韩山文在香港著有《太平天国起义记》引起世界关注客家人外，更多的外国人也关注到了客家人的存在与崛起，一时间，他们的研究著作，蔚为奇观。爱德尔(E.J. Eitel)《客家人种志略》《客家历史纲要》均给客家人很高评价:“客家人是刚柔并济，是既刚毅又仁爱的民族，而客家妇女，更是中国最优秀的劳动妇女的典型。”美国传教士肯比尔(George Compbell)在《客家源流与迁移》亦有相近评论并说:“客家人之外洋者，为数颇多，无论在任何地区，均有客家人踪迹，其人数仅次于广州人。在荷属东印度、暹罗、缅甸等处，客家人特别众多。其较早迁于台湾者，据说有五十万人，在海南岛者，亦有相当数目。”美国天主教神父拜尔德耳(DyerBall)《客话通易》《客语浅句》序曰:“客家祖先之历经变乱，流离转徙，老弱已淘汰，存者均属少壮，此乃中华民族之精华，有如牛乳中之奶酪一般。彼等将其刻苦耐劳等优良经验，传与子孙，因此，现在客家人，均具有一种聪颖坚强之特性，求知欲因亦随之发达。吾人观于各地大中学校之学生成绩，客家学生常列优等，进而获选公费留学欧美者，更占较大百分比，由此可知客家教育之特别发达，因由于其环境压迫使然。”此谓在教育文化上讨论客家人，将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相结合、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相联系。法国天主教神父赖理查斯(Ch Rèh)《客法辞典》(1901年出版)曰:“在嘉应州，这个不到三四十万人的地方，我们可看到随处都是学校，一个不到三万人的城中，便有十余间中学和数十间小学，学生的人数几乎超过城内居民的一半……按照人口比例来说，不但全国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和它相比较，就是较之欧美各国也毫无逊色……一般来说，中华民族的特性是保留的、保守的，但客家人例外，因为客家人的特性，客家人的精神，那是革命的、进取的……’

客家源流考第一次高潮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顺德人黄节的《广东乡土历史》教科书由上海国学保存会出版，其第二课误据上海徐家汇教堂所编《中国地舆志》，称“广东种族有曰客家福佬二族、非粤种、亦非汉种”。此种污蔑客家、潮汕民系的话语，势必引起两个民系的不满。客家人士见之，联络南、韶、连、惠、潮、嘉各属客家人发起成立“客家源流研究会”嘉应劝学所又发起组织“客族源流调查会”，散发传单，呼吁各地客家人起而论证客家的汉族源流。当时主持者有丘逢甲、黄遵宪、钟用和诸先生

这个时期，有许多著作问世，使一般人对客家的源流等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了解，主要著作有:温廷敬《与国学保存会论种族问题书》及《客族非汉种驳辩》、杨恭桓《客话本字》、胡曦《广东民族考》、邹鲁、张煊《汉族客福考》、章太炎《岭外三州语》、钟用和《土客源流考》及《客家考源》。

章太炎《岭外三州语》是为解释客家方言的来龙去脉。章太炎(1869-1936年)，原名炳麟，浙江余杭人，是“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的民族民主革命家和国学大师。章太炎在1908年7月于日本主编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时，撰写了《岭外三州语》，附在《新方言》后。“岭外”是指五岭之外，“三州”是嘉应州、惠州、潮州。实指这三州所属客家话语系县。据章太炎自述，其著述《岭外三州语》的用意为:“余尝问其邦人,雅训旧音往往而在,即着之《新方言》。”“察其语柢，出于冠带，不杂陆梁鄙倍之辞，足以(斥)攻褊心之言，则和齐民族所有事”。为此，遂取《嘉应州志·方言》和《客话本字》所载客家方言，选出六十多个单词或词组，用《说文》《尔雅》《方言》《礼记》《毛诗》《战国策》《老子》等经典，加以解释和印证，说明客家方言是保存不少古语音语义的汉语方音之一，把客家方言的来龙去脉解释清楚。《岭外三州语》虽不完备，但亦足以为语言研究者研究客家方言起着举一反三的作用。

二、第二时期 从自辨到自立(1919-1948年)

诬蔑客家之风波引发的客家研究由于外界学者对客家文化的隔膜，有意无意地在出版物中伤害客家情感的言论，促使海内外学者对客家源流、民系特征、民俗文化等进行研究。

其一，192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乌耳葛德(R.D.Wolcott)编的《世界地理》，在“广东”条下，有“其山地多野蛮的部落，退化的人民，如客家等等便是”。此举引起轩然大波，客家人组成“客系大同会”，由饶芙裳、姚雨平等主持，并赴香港与上海、北京等大同会共谋交涉，会议有人建议设立永久团体，共谋同人工商事业发展，编撰专书，阐扬客家源流、人文、建筑、风俗等问题。1921年9月29日一致同意成立香港崇正工商总会，发起人有邹勉初、赖际熙、黄茂林等人。在汕头，创办专门宣扬客家文化的《大同日报》。在上海，客家同乡于1921年10月在华侨联合会召开大会，共商对策，迫使商务印书馆声明认错，通告各地，立即更正，未售之书，停止发行。

其二,1930年7月,广东府建设厅《建设周报》第三十七期发表了一篇关于客家风俗的短文,曰:“吾粤客人，各属皆有……分大种小种二类，大种语言啁啾，不甚开化;小种则语言文化，取法本地人……”纯属无知妄说，诬蔑客家人，引起广州各界客家人的群愤。饶靖中上书省主席陈铭枢，请为禁止。于是《建设周报》编者任大任于下期注销启事:“本报三十七期……登载客家人风俗一则……顷有人因此发生误会，殊感抱歉，吾人深愿中国全民族凭新建设之力，日臻文明境域，泯除历史上之鄙野习惯，则本报除本省建设消息外，当为更有价值之记载也。”仍认为客家为野蛮之境域，上期所刊纯为风俗问题，为客家人误会。客家人士更为激愤，在广东召开大会，推代表与当局交涉，并发出《客家旅省各团体临时代表为最近建设周报诬蔑客属民众案告客属同仁书》在香港,崇正总会即派代表前往广州援助;各客家团体亦纷纷相与诘责。终于由省主席出面调处，由建设厅降调编者，郑重道歉，方告平息。

这些事件，大大推动客家研究，不仅大批客家人学者有著述问世，就是著名学者顾颉刚、洪煨莲、罗常培、李济之、潘光旦、范捷云、乐嗣炳等都在努力进行或热心提倡客家研究。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委派罗香林编辑《客家史料丛刊》及实地考察客家历史、文化。

其间，主要研究著作有:赖际熙等编撰《崇正同人系谱》、谢廷玉《客家的源流与迁徙》、彭阿木《客家的研究》(日文)、李绍云《岭东地理与客家文化》、李金发《介绍客家及其他》、诏年《客家及其山歌》、古直(公愚)《客人对》、古直(公愚)编撰《客家三先生诗选》及《客人骈文选》、罗蔼其《客方言》、黎公耀《关于僮与客族问题之讨论》、陈隆吉《“僮即今日客族”说驳议》、憾庐《客族，僮，及闽南民族》、沉寒流《客族源流考》、丁迪豪《客家研究》、许道龄《客家研究导论提要》、梁振东《“客家研究导论”读后》、朱希祖《客家研究导论序》、陈国桦《中国拓荒的功臣--客族》、黄任潮《客族风光》、陈培信《谈客家佬》、李次民《广西客家之分布》、邹鲁《广东语言说略》、苏文折《粤东方言考》及《粤东方言补记》、吴烈《客家语言的商讨》、俞敏《客家人学国音的错误倾向》、张资平《粤音与客音比较》、董同和《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甘艾《赣北奉新的“客族”》、罗香林《柳州纪行(并述广西方言)》、罗常培《临川音系》及《从客家迁徙的踪迹论客赣方言的关系》、山口县造《客家与中国革命》、日本国际评论《广东客家民族之研究》等。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出版有张清水《海龙王的女儿》、张干昌《梅县童歌》、丘峻《情歌唱答》，梅县各书局出版有《客家平民文艺》《梅水歌谣新集》《鸳鸯冢》《岭东情歌》等。

这个时期的客家研究硕果累累，对缓和土客矛盾、制止土客械斗、振奋客家精神、弘扬客家文化，均起到重要作用。

《客家研究导论》和《客人对》 罗香林以开创族谱学，继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之后，开启当代学样之新潮流;又以《客家研究导论》《客家源流考》《客家史料汇编》等开创性著作，为客家研究之学奠定根基。无愧为一代通儒、史学宗师、客家研究之权威。

罗香林对前辈学者的研究作了如下总结:(1)关于客家族派系属及来源问题，有苗蛮别支说、古越族之苗裔说、非与汉族同种说、纯汉族说等;(2)关于客家方言，未能作一系统全面之论述;(3)关于客家界说问题，指出学者们对于客家民系自整个汉族分化成形的年代及分布地域的认识多不明确;(4)关于客家民系特征的理解，多注重血统、语言及自然环境，而甚少涉及客家之固有文化的影响;(5)关于客家风俗，零星记载的多，而对迷信、仪式、生活、好尚、岁时、礼俗等鲜有翔实的民俗志之记录。

罗香林先生于1933年11月出版了《客家研究导论》，1950年出版了《客家源流考》，这两部经典著作可以说是1950年前对客家研究诸说的综述与个人观点的结论。罗先生说“这篇《导论》只是报告了一点关于个人研究客家问题的短短经过而已，其中不能解决的问题，还不知究有多少……”[2]该著奠定了客家学研究的基础。对客家的源流、客家民系形成的年代与血缘、分在及自然环境、语言、文教、民系特征等作了全面的研究。其中，关于客家源流问题，提出了三支五期说:三支即永嘉之乱后，汉人南迁，形成三大支派，播迁于洞庭湖流域，鄱阳湖流域及赣江而至今日赣南及闽边诸地，以及今日浙江及福建的北部等地;五期即东晋至隋唐为第一期，唐末黄巢起义促成第二期，宋室南渡，元人入侵，闽赣粤交界的客民流入粤东、粤北为第三期，清初粤赣客家随“湖广填四川”移民浪潮入川，惠、韶、嘉及赣州诸属之客民向粤省广肇诸属迁移嘉应各属客家向台湾迁移，此为第四期，咸丰六年一同治六年之土客大械斗，客家南入高、雷、钦、廉诸州，远至海南岛崖县、定安等地，为第五期。该书提出客家是汉族里头一个系统分明的支派，客家先民因为受到可中国边疆部族侵扰的影响，才逐渐从中原辗转迁徙到南方的。

该书比较客观地涉及客家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指出客家与畲族之间可能有文化血缘上的交融。从爱国保族思想、一般信仰与特殊宗教、气骨与体面观念、屋宇与祖坟之建筑、技术与械斗理学、经济学、史地学、语言文字学、文艺等方面论述客家的文化传统，在此基础上，罗香林教授认为，兼顾各业、并蓄人才，妇女能力的广泛与地位的提高、好动而且具有野心、富有冒险和进取精神、简朴质直、刚愎自用等代表了客家民系的特征。

另一位梅县教授古直的《客人对》，主要探讨客家方言与古汉语语音、辞义系统密切关系。更针对诬蔑言论，出示近代一些材料说明客家人是出色的。以科举考试为例，从顺治元年(1644年)至道光二年(1821年)的177年中，光是梅县一个县，中进士的共有49人，居广东之首。而大埔县(时属潮州)点丁翰林15人，占潮州十分之九。且当今(20世纪20年代)，梅县“小学如沙,中学如林”,连大学生也是“星罗棋布”,到外国游学亦成为“时尚”。该书以不可辩驳的事实，论述客家不像外界说的落后、野蛮，指出客家地区是文化昌盛的地方。古直认为，西晋永嘉之乱后,朝廷特置侨治以处南徙之民,遂得“侨客”之名，后虽经土断，人犹视同侨客，……及迁益南，迫近陆梁，以播迁之族迫处五岭之间。此为古直提出的“侨客长留客名之说”，记叙了客家先民在西晋末年迁徙南渡，寄居江南设置的侨郡、侨州和侨县被称为“侨客”。东晋以至南朝屡次实施“土断”政策，客家先民都没有落箱编户永居，而是再次南迁到江西中南部的吉安、赣县一带，靠近广东五岭之间，经历了数百年的南迁史,也是客家先民迁徙中遇到的辛酸史。“长留客名”说体现出客家先民屡次迁徙的历程，是形成客家民系的真实写照。

变革影响下的客家研究 客家人积极参与

社会变革，及客家人面对的一些刺激，促进学术界对客家实际问题探讨与著述，甚至外国的学者也致力于客家人与中国革命的研究

赖际熙、李佐夫、郭炯彤、刘友梅等人编撰《崇正同人系谱》(1925年崇正总会出版)15卷，实即客家系谱:包括客家源流、氏族、语言、礼俗、选举、人物、艺文、丛谈。

史禄国《中国东部及广东的人种》在论列客家源流后有评述:“客家地区教育最为发达，客人有刻苦耐劳种种优点。……中国最卫生、勤劳和进化的民族，就是客家人。”韩廷敦的《种性》一书，其中述及中华民族的部分论及客家源流及特性，由优生学家潘光旦教授译为《自然淘汰与中华民族性》，以单行本发行。其中有这样论述:“有着约百万以上的客家人，因从事贸易而居留于南洋群岛及欧美各国，客家的名称，英文是Hakkas，在人类学上已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客家人的重要特性，就是能够刻苦耐劳和团结，惟其如此，故在工作上常占优势。因为他们能团结，故能以少数外地人的身份，在当地生存和繁衍。客家人很注重武技，每一个市镇都有练武习艺的团体。他们所以要注意武艺，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自卫，因为客家转徙万里，沿途难免受到抢夺。”

山口县造在其《客家与中国革命》一文中对客家人作了评述，云:

……翻开数百年之中国历史，没有一次政治变动，是与客家人无关的。其中最显著的例子，当推洪秀全所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几乎全部参加革命的将领，都是客家人。其次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除了其本人乃为客家后裔以外，其它主要助手，亦有许多是客家人。……客家的精神，是中国的革命精神……

可以看出，外国学者对客家问题的研究提升了一个阶段，论及客家人的整体精神生活，从人类学、历史作用等方面对客家人进行研究，态度相对客观。

客家方言的研究 对于客家方言的研究《石窟一征》和《嘉应州志》保存古音的部分，尤其详尽;饶芙裳《客语源流》、章太炎《岭外三州语》、古直《客人对》是依据音韵学而言的正论。而语言学家罗常培则将从客家迁徙的踪迹来推论客赣方言同属一派。

古直《客人对》讲述梅县客家方言与古汉语语音系统、辞义系统关系密切，如“娘日二纽，古并归泥，此章太炎氏之创见;而客音韵尔如泥(上声)，读乳如能(去声)，以日纽字读入泥纽，则足与章氏相发。耕清二韵字，古人往往读入真、纯、臻，此顾亭林氏之创见;而客音婴、因无别，臻、精无别，则足与顾氏相发。”

罗常培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语言学界的一代宗师。其著作有《汉语音韵学导论》《临川音系》《厦门音系》《唐五代西北方音》《徽州方言调查》《贡山俅语初探》《莲山摆夷语文初探》等有关汉语方言的研究，后辑有《罗常培文集》十卷。

1936年，罗常培先生着《从客家迁徙的踪迹论客赣方言的关系》，从三个方面研究方言与社会历史移民关系，一是“客家话与江西话的近似点”，从临川话和梅县话几个相同、相近点，推断两种话是同系异派的方言。第二、三方面“客家迁徙的动因”“客家三次迁徙和江西发生的关系”，援引罗香林教授《客家研究导论》中论客家源流的结论，述及客家在南宋之前的迁徙动因，并在此基础上大量搜集、整理族谱《崇正同人系谱》《江西通志·舆地略》《南北朝舆地表。郡县表》等材料，详细叙述客家迁徙中与江西的关系，由三次客家迁徙踪迹的材料，找到他们与江西的关系，再从语音系统来参证，从而假定一部分江西话可以代表第二期客家所遗留下来的语言。

第四部分“结论”言及，这个假定“很值得有人来继续探讨。……从事这件工作，一方面固然可以拿语言的系统去推进民族迁徙的途径，一方面也可以拿民族迁徙的历史去联络语言的关系:我这次研究就是一个初步的试验”。3] 从而提出要进一步调查、比较、搜集资料，推寻客家语组的纵横两方面。他说:“如果有人把客家问题彻底地研究清楚，那末，关于中国民族迁徙的途径和语言演变的历程，我们就可以认识了多一半。”[4]客家问题牵涉到中华民族迁徙史和汉语的演变历史问题，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是汉语发展史的一部分。

罗香林教授 1950年在《香港崇正总会三十周年纪念刊》上发表《客家源流考》,对客家源流、系统、迁徙、分布、语言、文化、精神，以及五次迁徙的原因和路线等等，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和详细的考证,将客家民系的迁徙和系统的形成，置于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进行考察，从而成为海内外研究客家最具有权威的著作之一。

可以说，《客家源流考》是一个起点，也是一个终结。起点在于，罗香林通过这部著作，丰富亦匡正了他 20年前完成的《客家研究导论》。后人在这两部著作的对比中获益匪浅。而终结则在于，在这两部著作之后，客家学研究由于历史原因，几乎沉默了近30年。当然，这30年的沉默也可以当作“厚积”，令学者们对历史的情状有了更为深刻的思考，这就为30年后的“喷发”令客家研究走向理论的自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