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华中师范大学韩毅勇博士学位论文《民主与民族：陈鼓应与台湾1970年代的社会运动硏究》（指导教师何卓恩）摘要

摘  要

由于朝鲜战争后美国对台湾的军事和经济的援助，以及国民党实行的政治集权、经济推进的政策，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到１９７０年代初，台湾经济、教育及社会结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成就，中产阶级阶层崛起。一部分受过国外或台湾本地良好教育的青年知识精英利用台湾当局领导人新老交替之际短暂的、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掀起＂青年问政运动＂，强烈呼吁进行政治改革，开启了战后台湾史上意义重大的七十年代的社会运动。陈鼓应是这些青年知识精英中的一员。

陈鼓应是生于福建长汀客家地区的＂外省人＂，受到过台湾大学殷海光等思想家自由民主观念的熏染，自始至终参与了以自由民主为目标的七十年代的台湾社会运动。

《大学杂志》的创办可谓七十年代台湾社会运动的起点，表现为新生代知识精英的＂青年问政运动＂。陈鼓应在其中担任编委，参与发表过《给蒋经国先生的信》、《国是诤言》、《国是九论》等重头文章，与其他编委一起呼吁台湾当局进行社会改革，尤其是政治方面的改革，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在《大学杂志》问政期间，钓鱼岛问题爆发，引起海外和台湾青年学生的保钓运动。陈鼓应和《大学杂志》知识人群体积极参与到爱国保钓舆论中，且在保钓中自觉将学运从对外捍卫领土的方向引导到向内追求自由民主的方向。陈鼓应以台湾大学教师的身份在校园内呼吁保障言论自由、发展民主生活、开放学生运动，反响极为热烈。不过，在学生运动中也引发＂民族主义论战＂，＂统独＂之争开始浮出水面。

随着蒋经国接班大势确定，接班团队成形，当局遂恢复了对言论的控制，校园民主运动遭受打击。１９７３年＂台大哲学系事件＂的发生和《大学杂志》群体的分裂，宣告＂青年问政运动＂和校园的学生运动均以失败告终。然而，社会运动之火既已点燃，便很难真正扑灭。陈鼓应等追求政治革新的知识精英逐渐将视线从校园内转移到校园外，推动社会改革的方式也逐渐由言论的参与向行动的参与转变。他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发起了维护人权的运动。

当时台湾仍处在戒严时期，人权运动的展开多为隐蔽的、分散的，有时需要配合国外的组织和个人来进行。７０年代后期出现突破这种隐蔽、分散性的新型社会运动机会，这便是新一轮台湾地方选举的时间到了。从《大学杂志》集团分裂出来的张俊宏、许信良等本省人，从７０年代中期开始，有意利用合法参选的时机，逐渐与基层民众结合，发展出公开的、较大规模的自由民主和政治抗议运动。陈鼓应等外省知识分子也参与到选举当中。虽然不同省籍的知识分子在民族认同上已经出现分歧，但他们在自由民主这一共同目标下暂时搁置了争议。正当这场公职选举运动如火如荼展开的时候，发生美国与台湾当局断交的事件，蒋经国借此宣布选举延期举行、停止竞选活动，使运动戛然而止，遭受重挫。

陈鼓应所全程参与的台湾七十年代社会运动，显示出多种意义。其一，从中可以看到台湾的民主转型不是蒋经国晚年一纸文书解除戒严那么简单，而是台湾中产阶级崛起后，社会精英一波一波逐层推进的反抗运动所积累的结果，当局最后的退让是情非得已的选择。其二，从中可以看到外省籍知识分子在台湾政治转型历程中的奋斗、牺牲和贡献，不像当代一些台独人士所宣称的民主是本省人对外省人的＂翻身＂，台独派以民主为名谋求去外省化、去中国化，是毫无根据的谬论。其三，从中可以看到，作为近代中国社会思潮中的一对重要范畴，民主与民族的关系，在不同情境下可以呈现出不同的面向。１９４９年之前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的时期，社会民主运动常常表现为服从急迫的民族使命，民族压倒民主，这种情形在国民党退到台湾初期仍然延续，但到了七十年代，从中产阶领内生的民主运动，却能表现出求民主之同存统独之异的一面，这种特别年代里民主先于民族的现象所形成的反差，特别值得精细了解历史运动的学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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