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胜德、谭元亨著《挥剑四行:谢晋元传》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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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

戴胜德、谭元亨著《挥剑四行:谢晋元传》2014年11月由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

序言

在客家精神的星空中（代序）

历史的巨浪，淘尽了千古风流人物，却留下了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这已非时光所能带走的了。在人类精神的星空中，一代又一代，都能读出那一颗颗璀璨的星辰的名字。可以说，没有这些星辰的照耀，人类至今仍在黑暗中摸索……而在这众多的星辰之中，有那么一簇耀眼的星星，则是属于客家民系的——当然，它也是属于中华民族这星谱中的。
是的，我们曾说过，客家人，是一个精神的民系，一个“形而上”的民系。在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的精神史上，它占有太多的光亮。精神总是在苦难中进发、升华的，客家人的千年迁徙、万里长旋，正是这样一抔滋生精神的土壤。
也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上，才成长出一大批历史名人。他们不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业绩，也以其伟岸的形象光照千秋；他们传奇式的生涯被代代传诵，他们的人格魅力更永成楷模，并不因岁月的冲刷、风雨的剥蚀而消减或迷失。
他们始终矗立在我们的身边！
一个时代总会造就属于它的巨人。
一个伟大民族总会产生它引以为骄傲的洪钟大吕式的人物。
近现代，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一大批叱咤风云、彪形炳赫的英雄人物，力挽狂澜，开创了我们民族的新纪元。其间，更有客家名人的熠熠身影。
客家在近现代涌现出相当多闻名遐迩的历史人物，遍及政治、军事、文化各个领域，几欲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难解之谜。
因此，要从精神史着手，研究这么个民系，首先，便会触及占据这个民系精神史的一系列历史人物——这些人物，烘托起客家精神史的星空，他们便是锻造客家精神的先驱者、牺牲者。离开他们，一部客家精神史便无从说起。他们是历史之子，他们更是历史精神之子。一部历史可以被人说长道短，可历史滋养出来的精神，却是不能被否定的。
这部丛书，从一开始，便开宗明义，致力于客家精神史的发掘，其中的重要系列，便是客家历史文化名人的传记。
于是，我们便从缀连这部精神史的历史人物的研究深入下去。
这无疑是一条思路。
当然，还可以有更多的思路。而这条思路，则肇始于这样一个历史的叩问：
为何自宋、明以来，尤其是近现代，客家名人出现的密度愈来愈大，可以说，发生了客家“名人爆炸”：从现代思维科学新成果之一——“群体激发效应”来解释，可否就能完全解释得通？‘‘群体激发效应”，当是指某个领域、某个学科中的相互激励，而客家的“名人爆炸”效应，几乎是遍及各个方面。
于是，这也就成为“客家名人爆炸”的历史之谜。
而要破译这么个历史之谜，光研究单个或几个人物是远远不够的，光研究某个或某几个历史时期，也同样是远远不够的。
客家研究文丛中的名人系列，我们已经选取的或即将选取的历史文化名人，则多有代表性。无论他们是民族志士、革命领袖，还是文化大师、科技精英、艺术巨匠，作为客家人，其最重要的，仍是忧国忧民、把百姓疾苦时刻放在心间的“医国手”，也正因为这样，老百姓也就同样把他们放在心间。
不同传记，出自不同人之手，自是不拘一格，或重考证与学，或重文笔与哲思，或重激情与诗意，读者当各有所得，各有所好。所以，不强求一律。
掩卷之余，仍沉入文前提出的历史之谜的思索中。
这么些个人物，英雄人物，历史人物，当在客家精神史上揭示出什么，以解开客家“名人爆炸”之谜呢？
他们也同样为民族的危亡，为国家的安危，挺身而出，义无反顾，甚至壮烈捐躯……
他们身上，也同样具有客家人的人格魅力：一生特立卓行、高瞻远瞩、舍生取义……
他们，也同样重文化、重教育、重孝悌、重勤奋、重节俭、重然诺、重情义……
他们，热情如火、坚韧如钢，始终有一种为人所称道的“天放的精神”……
他们坚忍，他们吃苦耐劳，他们能承受人世间的任何苦难，百折不挠……
一口气，还可以写下很多，对于这个民系，对于这些历史人物，任何赞誉都不为过。
然而，仅仅是赞誉，也还是不够的，当在这一切的背后，深掘出何以产生这一切的因由来。这正是这些客家人物传记的“形而上”的任务。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这只是一般地解释了英雄产生的大背景。没有人民，没有历史使然，是不可能有英雄的。但是，为何这两个世纪，那么多的历史人物都出在这样一个蛰伏千年的民系上？这却不是上面几句话或某种理论所能解释清楚的。
斯人已矣，来者相继。跋涉过历史的崇山峻岭，后来者可有先行者的坚忍不拔、光彩照人么？
正是为了未来，为了后来者，我们才给自己提出了这么个艰巨、艰辛也是艰深的任务。我们不知是否能完成。
但我们在努力。
客家名人“爆炸”之谜，当首先从这个民系的大汉民族意识上破译。
客家人，从来以中原古汉族的身份自矜，中土乃是他们古老的家园，纵然千年迁徙，万里长旋，到了东南沿海，独在异乡为异客，却不忘自己是整个华夏古国的主人。虽名为客，可身与心，却永远以主人自居。更何况汉族是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最早的主人，更是这片土地上文明的创始人，所以，他们始终有着走出中原之际忧国伤时之叹、慷慨悲歌之勇，以天下为己任，每每北望中原，拔剑击筑，龙吟虎啸不已。
而古老的汉民族文化，更强化了他们的忧患意识。毕竟，中原是孔子所称的“杀伐之地”，由于地理自然环境的严酷，这个民族与生俱来与忧患相伴，危机感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其精英之蚤。而几千年灿烂的文明、厚重的文化，本就是一笔巨大的历史财富，值得一代又一代人去捍卫它、保存它并丰富它。作为汉民族的一支民系，客家人能不为光复昔日的伟业而奋起么？
他们背负的历史太光荣也太沉重了！
无论汉民族文化到了宋明二朝，已经怎样老气横秋，甚至成了自我虐杀，遭到汉民族中有识之士如李贽、黄宗羲、戴震、龚珍等尖锐的批判。但正是这种批判，更意味着汉文化所具有的更新、再创能力。而这，比落后、蒙昧的游牧部族的文化，毕竟要有底蕴、有生气，也厚重得多。一个古老的文明，当穿越“死亡之门”，来个凤凰涅架——重任在肩呀！
这便是客家名人爆炸之谜的第一个谜底。汉民族历史文化自觉的负载者，在这民族危亡之际，焉得不揭竿而起，一举冲天？
而千年迁徙，万里长旋，客家人自身的一部流亡史，本身也在滋养着忧患意识，以及更大的危机感。
……
应该说，这便是第三个谜底：客家人较早接受西方的先进文化，有敏锐的历史眼光以及再创辉煌的宏图大略。
当然，东南沿海的其他民系，也较早接受了启蒙思想及西方的先进文化，他们当中，虽然不乏锐意创新者，包括飞行之父冯如、铁路之父詹天佑，以及众多的大商人、大实业家，可是，从名人构成的成分，以及数量，却怎么也不如客家人，这又是怎样的一个谜呢？
应该说，在这点上，客家人仍带有北方士族的忧患意识，尤其是慷慨悲歌的义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他们当中，成为大军事家、大政治家、大文学家的比大商人、大实业家要多。而后者，由于缺少“北人”的忧患意识与重义轻利的观念，所以涉足的领域便大相迥异了。
谜底到此，也许已可知十之八九了。
首先，是汉民族意识；
而后，是流亡中激发的自强不息精神；
尤其是来到东南沿海之后对于西方先进文化的敏锐。
然而，如果光有汉民族忧患意识、慷慨悲歌的义气，而没有与先进文化的接触，那么，也就会仅仅局限于改朝换代或狭隘的民族主义，是出不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历史人物，而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更成不了叱咤风云的领袖或名人的，不可能顺应时代的大潮——关于这一点，近代史上已有了不少悲剧的证明，包括义和团等震动一时的反抗。
同样，如果只有对来自西方的先进文化的敏感，而没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慨当以慷的义气，那么，也很难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形成气候，毕竟，中国的民族工商业不可能似西方那样迅速崛起，并且主动地去争取到说话的权利，所以，即便在广东，不少商人到头来也不得不“捐官”，而即使戴了个红顶花翎，还是低官一等。为何东南沿海的其他民系，在其他领域也有若干领先的人物，但在整体上，尤其是团结、组织革命力量上，却又远不如客家人那么有凝聚力？换句话说，光有敏感而无义的凝聚，同样是难以成气候的。满清王朝的短视，恰恰在于它只看到汉民族文化优于他们的游牧文化，从而不愿再洞开国门，去吸纳正在上升并后来居上的西方先进文化，由此造成了中国在那一百多年的“盛世”中固步自封，大大落后于西方与世界，这才造成了本可以与世界同步的泱泱大国大倒退的历史悲剧。
虽说清初的大屠杀，康乾盛世对思想的大扼杀，导致中国思想发展史上这近200年的停滞与空白，但在汉民族文化区，尤其是东南沿海，人们对西方文化的后来居上多少是有所闻的。
当清王朝再度把中国带进“死亡之门”的时候，汉民族崛起了，客家人冲出来了，他们已有积蓄几百年的历史能量了！
这不仅仅是忧患意识、危机感的问题；
也不仅仅是“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敏感；
更包涵这个民系在文化上自古以来积蓄的巨大能量！
这是一个文化的民系，是一个高文化素质的民系在历史紧要关头上的必然表现——如果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不可能有这么卓越的表现与反应的！
刘光第在菜市口从容就义，邓演达喋血“麒麟门”，谢晋元慷慨赴国难，曾生、陈安良也已于上世纪末辞别了人世，本丛书中的宋湘、黄药眠也历尽沧桑，可他们的人生呼唤仍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耳边响起，客家人的未来也正在这呼唤中到来，让生者在今世的锻击与淬火中，教生命愈加纯净与美丽吧！
这当是我们最好的回应。
谭元亨
201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