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著名客家学者陈运栋《客家人》摘录——人文荟萃
客家人既然是中华民族的主流，那么，从古到今，杰出的人才当然是数不胜数。不过，我们必须有一个认识，那就是所谓的客家民系是成立于唐代，在这以前，有些人虽然说的是客家话，但并不晓得本身是客家人，至于年代久远的，则根本无资料可寻。唐代的郭子仪、张九龄;宋代的朱熹、欧阳修、文天祥;明代的王守仁、袁崇焕，清代的何如璋、黄遵宪;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推翻清朝统治的国父孙中山先生;清末炸孚琦的志士温生才，在台湾前后起义的唐景崧、刘永福、丘逢甲、罗福星;抗战时期七十二行仓库死守抗敌的谢晋元等，都是我们很熟悉的人物，据考证结果，他们都是客家人。
由于客家人都具有刻苦耐劳、负责、刚强、热情等特性，所以在工作上常占优势;因为能忍辱负重，故能在任何地方繁衍。所以客家人在外地脱颖而出，成为领袖人物的不在少数。例如统一北婆罗洲而为“兰芳大统制”共和国“大唐总长”的罗芳伯;称王于暹罗的郑昭;首先建国马来西亚的叶来;原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千里达总督何才，圭亚那前总统张亚瑟，美国夏威夷州副州长吴达和，牙买加国会议员爵士陈英豪，马来西亚驻美大使翁毓麟、国会议员沙巴洲首席部长杨斯，以及莫里斯内政部长朱梅麟等。
民国以来，除一代人杰国父孙中山先生外，党国元老胡汉民，李烈钧、廖仲恺、邓铿、邹鲁;故陈济棠将军，故罗卓英将军，故邹洪将军，故陈大庆将军，故罗列将军;黄慕松、曾养甫、孙科、胡文虎以及北伐、抗战、剿匪卓著功绩的著名将领如薛岳将军、张发奎将军、余汉谋将军、范汉杰将军、黄镇球将军、欧震将军、罗友伦将军、赖名汤将军、王升将军、刘炜将军、郭恩汉将军等都是属于客家人当中的一时风流人物。
据张奋前先生的研究，客家人文的中心，每随时代的变迁而异其地域。他说:“赵宋一代，当以汀州八属及韶州各属为其代表，知名人物，如长汀邹应龙、杨方、宁化雷观等，皆足以代表客家一部分精神。朱明一代，则以惠汀各属及赣南各客家住地，以及潮州的大埔为人文的中心;即就晚明各忠逸文人而论，如宁化李世熊、雷羽上;上杭刘坊，宁都易堂三魏;永安钟丁先;大埔杨开、王兴、郭辅畿，皆是以表现客家固有的种族思想。降及清代，客家的文物中心，渐由汀韶惠各州，而移于嘉应州及大埔二地，惟其他各地的客家，亦多翘然特出的英杰，其学问事功，皆足代表客家一部分精神，如长汀伊秉绶，丰顺丁日昌，义宁陈宝箴，便是其例。有清一代，广东客家的科甲，虽以嘉应本州及大埔为最盛，然若以人口的多寡例之，则似以镇平、连平二县为首位。自清代以后，客家人文更加发达，其最显著者为广东花县英杰洪秀全（后迁居广西金田）,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六月，在广西金田组织太平军，公开竖立义旗，及抗清朝。咸丰元年（1851年）八月，攻克永安州，建立太平天国。其后纵横扫荡，于咸丰三年二月初十日（1853年3月19日），便占领南京。虽然此次革命最后有如昙花一现地失败了，而民族主义的思想，却激起了后来辛亥革命的浪花。洪氏部将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亦为客家人，且皆为槃槃大才。而石氏尤善诗文，所作之诗，慷慨纵横，不可一世。其他如丘逢甲、廖仲恺、邓铿，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的地位，亦是不可忽视的。凡此皆为客家民族意识的表现，值得吾人特别注意。”
另外，据嘉应州志的记载:“梅人之登进士第者,唐代有黄僚,宋代有古成之、古宗悦、蓝奎、古革、蔡若霖、蔡定夫、蔡蒙古等人。元代有陈兴、谢佑等两人。明代有罗惟政、张文宝、邱俊、谢荫、张纲、李士淳等人，李士淳且入翰林院为编修。清代有李象元、陈鹗荐等67人，其中李象元陈鹗荐、李端、李直、丘玖华、李逢亨、宋湘、王利亨、李黼平、黄仲容、廖渐逵、李载熙、李光彦、余显荣、温仲和、吴启贤、黄品璠等 17人，均入翰林院为检讨编修庶吉士;张纲、李淳登进士第。大埔县文风亦盛，宋张夔为徽宗重和元年举进士，官廉州，廉洁称南中第一，其子昌裔亦登进士，任象州，曾孙张雷亦登南宋宁宗嘉定进士。何崇儒曾随文天祥起兵勤王，天祥曾赠以诗。元代邑人赴科者绝少。明代唐王时期邑人杨开、黄扆均为嘉靖三十五年进士，黄扆出守赣州，有胆识，擢闽按察副使;杨开官湘阴，张献忠陷江阴，全家自沉死节。盛端明为弘治进士仕至部尚书，饶相登嘉靖进士，官江西按察副使，子与龄登万历进士，仕中书舍人。吴兴言登嘉靖进士，擢四川按察副使。明代举人33名，其中郭俨郭辅畿父子以明末举人办团练.谋勒王抗盗失败临刑辅畿赋百首闺怨，其壮烈诚足多者。清代人物何如璋为同治进士点翰林，任第一任驻日公使转任船政大臣，以参与清廷革新被废。清朝科甲大埔一县计有翰林15人,进士42人,举人257人;可见文风之盛。”
客家人以文艺学术著述名世的，代有其人;依据郭寿华先生的研究，其足以称述的有下列数人:
（1）理学:宋代之朱熹乃客族著名学者，至明王守仁（阳明）更发扬光大，其宇宙观与人生观，皆以一元为出发。
（2）经训之学，亦极发达，惠阳、大埔、梅县三地学者，对经训之著作，即有32种，并有部分著作经阮元收入皇清经解中。
（3）史地:客族研究史地最湛深之学者。如宋代曲江余靖，明末宁化李世熊，清南康谢启昆，梅县吴兰修，大埔温丹铭，梅县黄遵宪等之著作，如《南汉纪》《南溪地理志》《宋史地理志补正》《日本国志》，省志，县志，均称不朽之作。
（4）语文学:如清连州廖文英之著《正字通》十二卷，嘉应温定澜著《韵学经纬》五卷，大埔张对墀著《韵学释同广义》六卷，余效班著《谐声表》十六卷、《说文经字考证》一卷;蕉岭温仲和、黄钊，对客族语言文学尤有研究。
（5）其他学术:龙川巫三祝之治天文学，梅县吴兰修著《朔闰表》多种,《算法统宗》《方程正负式》《星学入门》，尤难得。兴宁西河罗烈编汇之历书，兴宁陈德碧著通书，行销东南各省。
（6）文艺:清太平天国时代，发生一种形似俚语之通俗文章，为太平天国诸王所创作。清宋湘作诗主用《自家曲子》，黄遵宪为诗主《我手写我口》，均似歌谣，后滥觞为《客家山歌》，兴宁胡曦著《莺花海》一书，实为地方歌谣。丘逢甲所作诗，尤富民族革命精神。客家女子能诗文者，如大埔范留淑（荑香）之著《化碧集》，梅县叶碧华之著《古香阁集》均已刊行。近代学者如赖际熙，温丹铭先生之经史，如国立中山大学教授吴康先生之哲学著作,范錡先生之伦理学深龙先生之国际法，罗香林先生之文史，孙宕越先生之哲学，均为青年所钦佩。此外如梅县张资平之小说，李金发、林风眠之艺术，亦甚著时誉。
客家人生活在偏僻贫瘠地区，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文物丰盛，人才辈出的地区?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据张奋前先生研究的结果，是基于下列四种因素:
第一、客家人在自然环境的限制下，为了充实其生存竞争的能力,基本上是非常重视教育的，这不仅在目前如此，早在清朝时代，嘉应州地方就已遍地设有私塾，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居民必须受过几年的教育才能外出谋生。在乡间，一般人所敬仰的不是家资巨万的富翁，而是文质彬彬的名流学者。这与现代重视权势及财富的工商社会，是完全不相同的。在乡间的客家人，对文章书法泛称为“字墨”，凡是“字墨”较佳的人，只要品德不差，在乡村中必居较高地位。做父母的为了维护祖先声誉及使子女能在族中居于优越地位，对于子女教育也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教育极为普及就成为必然趋势。辛亥革命以后，嘉应州一带文风益盛，新创各级学校，有如雨后春笋，盛极一时。在抗战时期，仅梅县一地，全县计有小学647所，学生近6万。高初中男女师范及职业学校亦有30余所,毕业生年逾数千人。大学则过去有嘉应大学，后有南华学院。“负笈国内大学，所在如鲫;游学东西二洋，如水赴壑”（见嘉应州志）。梅县为全国学校最多的一县，而且大部分学校都是私立，足见私人办学，已蔚成风气。兴宁、五华、平远、蕉岭等县，学校虽不如梅县之多，但为数亦甚可观，与大陆其他县相较，远超出一般水平之上。其他如民众教育馆，图书馆及公共体育场，亦普遍设立而且甚具规模。客家地区教育普及的原因，有赖于政府扶植者少，得力于民间自动倡导者多。
第二，客家在南洋各地经商的人很多，而他们乡土观念又重，赚了钱一定要设法汇回自己的家乡。家里有了钱，除了购置田产、建造房屋以外，没有其他事业可资经营，于是捐资与学便成为名实兼至的事情。所以只要有适当的人来倡导，创办一所私立学校并不是困难的事。且有许多富有侨商，独资创设学校，而以自己名氏作为学校命名者。这也是客家人重视学术、崇拜学人之明证。
第三，客家人所处的地理环境是山多田少，且多贫瘠之地，他们虽多从事农业，而农业并不发达;因而不能完全依靠务农为生。成年男子，每多向外谋生发展。在清代以前，往南洋各地谋生者不少，民国以后，则多从事军政学界。客家人的一般观念，认为读书是谋生的必要途径，因为读书风气之盛，造就人才自然较多。尤其客家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社会占有相当地位，更激发他们读书向上的精神。所以客家人文发达，与其所处地理环境亦不无关系。
第四，客家人宗族观念浓厚，也是促进人文进步的重要因素。客家人对于所谓敬宗睦族、显亲扬名、光前裕后的思想极为普遍。这种家族思想浓厚的结果，做父母的莫不希望自己的子弟能按部就班地读书应试。这样一来，读书风气就更加浓厚了。不仅如此，客家各宗族，往往置有相当数目的学田，将田租收入拨为子弟读书的补助费用。至于要考上哪一级学校才能获得上述奖助则各地情形并不一致。有的地方到了读高中甚至读初中即能获得奖助，有的则要到大学阶段才能得到上述补助。通常有资产和田地的人家，如果子孙多了，要分家析产，也一定先拨出相当田地做学田，以作为奖助子孙读书应试的基本财产。
由于上述四种因素，粤东客家居住地区，不仅没有受到交通不便的束缚，相反地，正因为自然条件的不足，反而激励了他们奋勇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
（陈运栋:《客家人》，台湾，联亚出版社，1978。有删节。转引自谭元亨、詹天庠主编《客家文化大典》，汕头大学出版社，20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