暨南大学骆妮硕士学位论文《面向濒危畲语教学的田野调查——以广东省博罗县畲语为例》之《广东畲族人文地理及语言概况》
按 本文节选自暨南大学骆妮2015年5月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面向濒危畲语教学的田野调查——以广东省博罗县畲语为例》第一章，以飨读者，并向作者致谢！
第一章 广东畲族人文地理及语言概况
第一节 广东畲族人文地理概述
一、畲族概况
畲族是我国法定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等省区的八十多个县（市）山区[1]。福建省畲族人口最多，其次是浙江省，广东、江西和安徽较少，其中又以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人口最集中。1982 年统计的畲族人口约 36.8万人[2]；2000 年统计的全国畲族总人口达到 70.9592 万人[3]；据 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国畲族总人口为 70.8651 万人[4]。
据 2010 年人口普查统计，广东省的畲族人口有 2803 多人，分布在潮安、饶平、河源、海丰、大埔、增城、惠阳、博罗等 14 个县市内。畲族自称“山瑶”、“山哈”，其中“哈”是汉语方言“客”的音变，“山哈”即指山里人或居住山里的客人。这个名称不见史书记载，但在畲族民间却普遍流传。畲族分布特点是大散居、小聚居，一般是几户至几十户聚居成村，周围是汉族村落，也有不少村落是畲汉两族杂居在一起。
关于畲族来源，史家有几种说法：（1）畲瑶同源说；（2）古越人后裔说；（3）东夷说；（4）广东土著说；（5）福建土著闽人后裔说；（6）河南“夷”人说。
畲瑶同源说认为畲瑶同源，来自先秦时期的长沙武陵蛮，居住在长沙洞庭湖和五溪之间，“从汉代起，瑶族祖先开始从武陵、五溪地区陆续向两广等地迁徙，沿沅水而下，先经黔边入广西的东部及越岭入广东的北部，形成‘三省边境聚居区‘后，另一支再顺江而下，经苍梧沿西江而入广东的封川、高要等......迁入广东的瑶族，约在唐代，另一支又沿江东迁入潮州和福建泉州等地。”[5]畲瑶同源说的主要依据是，在汉文史书上常常称畲为“瑶人”或“畲瑶”，一些地方的畲族族谱中也多称自己为“瑶人”或“瑶家”。例如粤东的海丰、惠东、惠阳等地说畲语的畲族人，汉族人称他们为“畲人”，而在增城、博罗的畲族，汉族称他们为“山瑶”，他们也自称为“山瑶”。畲族保存的《开山公据》（又名《抚瑶券牒》）和部分瑶族的《迁徙榜牒》（又名《过山榜》）都同样流传着具有氏族图腾信仰残余的盘瓠传说，以及有关歌谣和画像，由此可见，畲族和瑶族的历史渊源十分密切。
东夷说与上面的畲族瑶族同源说有关，认为畲族（含部分瑶族）源于武陵蛮，而武陵蛮是“东夷”迁居鄂、湘西部地区之后，融合其他民族形成的。此说的证据主要是，从先秦氏族迁徙、神话传说、考古资料和文化特点方面，论证武陵蛮的一支“诞”（即“莫徭”）由东夷族群迁到湘西、鄂西后，融合三苗、氐、羌（犬戎）族群部分而形成，到唐宋之际，“莫徭”在迁徙中分别发展形成新的族群——畲族、瑶族，还有一部分融入苗族。
畲族是古越人后裔之说，则是根据汉文史书关于越、畲地理分布对照、民间传说和历史记载的偶同或从字意、字音演变推论，以及畲、越具有共同的盘瓠传说，共同的生产方式、生产水平和共同的风俗习惯等。有的认为畲族是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或范蠡的子孙，而有的则认为畲族是汉晋时代“山越”的后裔。
广东土著说认为，盘瓠传说不仅流传于武陵蛮中，还应包括《搜神记》所说的“今即梁汉、巴蜀、武陵、长沙、庐江郡夷”，相当于现在的大半个南中国，因此说畲瑶同汉晋时代崇奉盘瓠传说的“南蛮”有密切历史渊源关系，又因福建、浙江等地畲族广泛认可广东凤凰山是他们的发祥地，从而认为畲族是东汉时期居住在广东的“南蛮”的一支，是广东的土著族群。而福建土著“闽”族后裔说认为，闽、越是我国南方两个古老的民族，“闽”是福建土著，是畲族的先民；“越”是福建的客族，畲族不是从越族中衍生的。河南“夷”人说认为，畲族源于古代河南“夷”人的一支，属于高辛氏近亲的一支氏族部落，有的认为畲族源于河南，祖先是“龙麒”部落。
上述各种关于畲族族源说中，以畲瑶同源说较有影响。
畲族先民先秦时期应居住在洞庭湖武陵一带，至东汉魏晋时期已经迁徙到古南楚今五岭地区，隋唐以后先民开始从广东潮州向东北迁徙，到宋、元时期，畲族居住区已扩大到泉、潮、汀、漳一带，一部分迁入闽东北的山区。明清时期，畲族逐渐向浙南山区移动。关于畲族发源地，各地畲族都传说祖籍是广东潮州凤凰山，后来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被迫逃往深山密林寻找立脚之地。
秦汉史书将南方的少数族群泛称“蛮”、“蛮僚”、“峒蛮”或“峒僚”。公元 13 世纪中期，南宋末年的史书开始出现“畬民”“輋民”称呼。刘克庄《漳州谕畬》云：“畬民不悦（役），畬田不税，其来久矣”，“余读诸畬款状，有自称盘护孙者”。文天祥《知潮州寺丞东岩先生洪公行状》亦载：“潮与漳、汀接壤，盐寇、輋民群聚……”。其实“畲”字早在春秋时期就已出现，但到南宋末年才开始用作族群名称，“畬”、“輋”音同字异，都指同一个族群，前者指福建漳州一带的畲人，后者指广东潮州一带的畲人。元代以来，“畲民”才作为畲族专有名称普遍出现在汉文史书[6]。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政府对畲族族称问题十分重视。经过商议，改“畬”为“畲”（取“人一一小田”的“畲”为族称，意为新中国每个族人都拥有了那一片小小的天地），1956 年由国务院正式公布，确立了畲族的法定地位。
长期以来畲族始终保持始祖盘瓠信仰，贯穿在组图、族谱、传说、山歌、服饰、习俗、禁忌等方面，在畲族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畲族有自己的传统母语——畲语，有《高皇歌》等畲歌；“招兵节”、三月三吃“乌饭”、初五拜年等是畲族的传统节日，畲族服饰、畲族婚葬礼仪也部分保留了畲族传统特点。
广东省的畲族主要散居在粤东、粤中、粤北，即今汕头、汕尾、潮州、惠州、广州、梅州、韶关、河源等 8 市 14 县的凤凰山、罗浮山、莲花山、九连山、粤北山区，其中潮安、丰顺两县境内凤凰山区居多，其次是海丰、惠东的莲花山区，以及博罗、增城的罗浮山区。此外，东源、龙川、和平、饶平、南雄、乳源、始兴等县（市）也有部分畲族居住[7]。广东境内的畲族保留着部分畲族的文化传统，但因人口居住十分分散，长期与汉族人口交错杂居，各地畲族保留的原生的传统文化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变异[8]。比如潮州凤凰山区的畲族受潮汕文化的冲击，畲语已经消失，传统节日也与潮汕地区没有太大差别。
二、博罗县畲族概述
博罗县位于广东省东南部。公元前 214 年秦始皇在此置县，名傅罗，县治梁化，属南海郡管辖[9]，至今有 2000 多年历史。博罗县的畲族居住在横河镇嶂背村，是该县境内唯一的少数民族村落。嶂背村地处东经 114.1°，北纬 23.3°，在博罗县城西北 27 公里，距横河镇中心 2.5 公里，属罗浮山北簏，与罗浮山主峰飞云峰遥相对望。嶂背村的畲族和增城市正果镇的畲族属于同一个亲属支系。
嶂背村由新塘、大阪田、新屋三个自然村组成，呈长条形分布，中间夹着一个西角村，是客家村落，周围都是客家村落。根据日本学者中西裕树 2007 年的调查数据[10]，当时嶂背村共 93 户 485 人，其中新屋 43 户 205 人，大阪田 27 户 11 人，新塘 23 户 125 人。我们2014 年的实地调查统计，嶂背村 91 户 476 人，其中新屋 34 户 165 人，大阪田 32 户 166人，新塘 25 户 145 人。
博罗畲族自称“活聂（ho22ne31）”，意为山里人。据《明实录》载：“洪武二十年六月，惠州博罗县山贼作乱......。”[11]，其中的山贼包括山区的汉人和畲人。明末清初屈大均《罗浮书》云：“苏罗、山甽之间多瑶，有上中下三瑶村焉，分盘、蓝、雷、钟、苟五姓。”明嘉靖《惠州府志》：“徭本盘瓠种......随山散处，刀耕火种，采实猎毛，食尽一山则他徙。”从史籍记载可知，在明代或更早时期，博罗县已有瑶（畲）人居住。新修的《博罗县志》（2011）载：“博罗畲族始祖居于湖南省潭州府，其中有一支南下先迁居罗浮山酥醪蕃板，后定居横河嶂背、长坑两地。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口仅 120 人，至 2000 年末增至 491 人，主要分居在嶂背村陈岗岭、大板田、长坑等三个村民小组，有雷、蓝两姓。” [12]但是，据嶂背村年纪大的老人说，他们的祖先是从福建迁过来的，至于具体搬迁时间则不详。
现在的嶂背村并非畲族的原住地，他们原来居住在罗浮山深山里，先搬迁到石祭，然后搬到老嶂背（在罗浮山区腹地）。解放后在政府帮助下，才分三批搬迁到现在山脚下的新嶂背。第一批于 1958 年搬到现在的新屋，第二批于 1968 年搬到现在的大阪田；1977 到1978 年，剩下的几户也分别搬到大阪田和新屋。当时由政府出资建新房，每户两间。
在罗浮山区的老嶂背居住时，畲族人主要是过着山地农耕生活。主要作物有稻谷、番薯、玉米等，也采摘时节山果山货如茅莓、野杨梅、乌棯果、金龟子、金樱子等自用或到山下集市售卖，农闲时还适当捕猎，如黄麂、野猪、野鸡等。逢年过节，制作民族传统食物，如过年前做糍粑，七月半做当啷糍（音译），清明节做艾粄等。生活上处于一种自给自足状态，平时并不经常下山，与外界接触不多。畲族人在村寨里都用畲语交流，多数人听不懂当地汉语方言和普通话。
村里老人回忆，住在山上的时候，村里人很少下山，偶尔到山下赶集买东西，会被山下的人欺负。刚搬下山时他们只会说畲语，不会说本地话和客家话，更不会普通话，那时和汉族人沟通不了，连买东西都买不到。在政府的关心下，畲汉民族关系越来越和睦，畲民为融入新生活，几年的时间，畲族村民就学会了客家话和本地话。现在的嶂背畲族，几乎都是畲语-客家话的双语人，除了个别七八十岁的老人外，其他村民都会说普通话，不少人还会说粤语。
自搬迁到山外以后，在与当地汉族几十年的接触和融合过程中，嶂背村的畲族人不论是在语言还是生产方式、生活习惯、文化礼俗、思想观念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尤其是珠三角工业的飞速发展，市场经济的繁荣，完全改变了畲族人原有的自给自足的农耕生产模式。大多数家庭的年青一代，都外出在广州、东莞、深圳、惠州或博罗、增城附近的乡镇工业区务工或做生意。留在村镇里的，有不少转向果树蔬菜种植。传统生活方式、文化习俗、知识经验快速消失，除了在少数老人身上还可见到意外，现在的嶂背畲族已越来越汉化，除了还保留着世代流传的畲语，几乎跟当地汉族人没有什么差别。
第二节 广东畲族语言使用概述
一、畲族语言使用状况
在谈到畲族语言使用之前，先应区分两个概念：畲话和畲语。“畲”普通话读 shē，畲族人经常称自己使用的语言为“畲话”。“畲话”是一种俗称，它指畲族人说的话。
上世纪中叶之前，有关畲族语言的论著几乎都认为畲族没有本民族语言，通用汉语客家方言，但语音上跟现代客家方言稍有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语言学家对畲语进行了多次调查，才确定畲族人使用着两种语言：一种是分布在福建、浙江、江西、安徽等省，以及广东省的潮安、丰顺两县的畲族使用的一种接近汉语客家话，但在语音上又跟客家话稍有区别，即通常所说的“畲话”。说畲话的人口占畲族总人口的 99%以上。在这些畲族地方，畲族人对内使用这种畲话，对外基本使用当地的通用汉语方言。
除了畲话之外，畲族人还使用着另一种语言——畲语。“畲语”是科学名称，也是我国官方正式的规范名称，是畲族传统的民族母语，一种少数民族语言。现居住在广东省博罗、惠东、增城、海丰四县（市）的部分畲族仍在使用[13]。这些地方的畲族人虽然也称自己说的语言为“畲话”，但此“畲话”和彼“畲话”是不同的语言。其中分布在莲花山区的海丰、惠东两地的畲族使用的是莲花方言，分布在罗浮山区博罗、增城两地的畲族使用的是罗浮方言[14]。
畲语是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国际语种标准代码是 shx（ISO 639-3）。畲语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哪个语支，目前分类尚存争议。有的学者认为畲语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15]，如毛宗武和蒙朝吉两位先生认为畲语跟属苗语支的瑶族布努语炯奈话非常接近[16]；有的认为畲语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瑶语支，如陈其光先生认为畲语与瑶语支的勉语最接近[17]。吴永章认为：“畲语在语音、词汇方面……与壮侗语族语言关系较为疏远，而与苗瑶语族语言关系较为密切，尤其是跟苗语支的瑶族布努语的‘炯奈’话更为接近，同源词比较多，对应关系也比较明显。但是，在语法方面，具体从某些结构类型上，却跟瑶语支的语言比较一致，因此，也有研究者认为畲语与瑶语支的瑶族勉语有关系。”[18]但就如前文所述，畲、瑶、苗的祖先来源一致，前期迁徙路线也基本一致，再对比其风俗习惯、历史传说、民族自称以及语言特点等，都有非常多的相似性，其语支分属确实复杂，仅凭单一分类条件似乎不好解决。
通过对比各地畲语的文献材料[19]，发现现今使用“畲话”的畲族，其“畲话”中存在少数词语跟客家话完全不同，却跟博罗、惠东一带的畲语和苗瑶语族某些语言相同或相近。这说明，各地的畲族原有的语言是一致的，即畲族早先使用的应该是一种族群内通用的语言，只是因为后来长期生活在汉族大包围中，有的地方的渐渐放弃了本民族语言，转用当地汉语方言。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同一个民族为什么会使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
广东省内使用畲语的畲族分布在以下村落：
汕尾市海丰县鹅埠镇红罗村；
惠州市惠东县：平山镇碧山管理区大湖洋村和洞肚村；
惠东县增光镇：角峰村、长坑管理区田心南一村和屋长排南二村；
惠东县多祝镇畲族新村；
博罗县横河镇嶂背畲族村（包括新塘、大阪田和新屋三个自然村）；
增城市正果镇畲族村（包括吓水、通坑、榕树三个自然村）。
日本学者中西裕树 2007 年对以上地方的畲语使用人口进行了调查，结果是：红罗村约 160 人，大湖洋村约 110 人，洞肚村约 40 人，角峰村约 130 人，田心南一村约 80 人，屋长排南二村约 100 人，畲族新村约 3 人，嶂背畲族村约 485 人，正果镇畲族村约 390 人。共 1498 人。
2014 年我们对这些畲族村的人口进行了最新统计，结果如表 1：
表 1 2014 年广东省四县市畲族村人口统计表
所在县、村 畲族村 户数 人口数 常住人口 会讲畲语人数
汕尾市 红罗村 21 120 110 110
惠东县平山镇 大湖洋村 39 222 170 180
惠东县增光镇 角峰村 32 175 100 120
南一村 19 104 70 80
南二村 29 138 60 50
惠东县多祝镇 畲族新村 9 3 30 2
博罗县嶂背畲族村 新塘 25 145 138 138
大阪田 32 168 145 145
新屋 34 165 150 150
正果镇畲族村 吓水 41 200 120 120
通坑 28 115 80 80
榕树 12 45 45 36
注：人口数据来源于每个村的村委会人口统计数据。
现在广东省境内真正还在使用畲语的畲族人，主要集中在红罗村、嶂背村和正果畲族村。其中正果镇的畲族近七八年来流动和搬迁较多，不少畲族人家已经搬迁到山下交通方便的村子和镇上居住，这些畲族家庭几乎完全放弃使用畲语，还有部分畲族人家长期在外面就业，很少使用畲语。红罗村的畲族受当地潮汕方言的影响，还居住在村里的村民也比较少使用畲语。
实际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组织 2010 年发布的《世界濒危语言图谱》就已经把畲语定位“极度濒危语言”。[20]
二、博罗畲族语言使用概况
截至 2014 年底，我们在博罗嶂背村的调查结果是，博罗畲语使用人口 476 人。由于嶂背畲族三个自然村基本上是相邻，这给畲语的保留和使用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便利。畲语目前尚未出现明显的断代现象，大部分儿童能用简单畲语进行日常会话。畲族人对外使用客家话或本地汉语方言，对内基本上使用畲语，或畲-客双语。
虽然嶂背村的畲语是保存的相对完整的，但由于周边大环境是客家村落，珠三角是经济发达地区，加上罗浮山是风景名胜区，骑摩托车去罗浮山只需半个小时，畲族与当地汉族人频繁相处，走向融合这是必然发展趋势，当地客家话、粤语在畲族语言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嶂背畲族村的畲语生态不容乐观了。历史上，畲族主要是族内婚姻，本族内部不同姓氏之间可以通婚，同姓不婚。到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畲汉通婚现象越来越普遍，畲族女性嫁汉族男性以及畲族男性娶汉族女性都被广泛接受。畲汉通婚后，畲族家庭的畲语使用和代际传承受到很大冲击。多数汉族媳妇不会说畲语，也较少学畲语，因而大部分家庭不得不转用客家话作为日常用语，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儿童少年第一语言是自然习得的客家话，畲语在村落的使用频率和范围越来越狭小。
根据我们的实地观察了解，目前博罗畲语的文化传承功能已近乎完全丧失，已经没有民间口传文学，只能听到一些老年人零碎的往事叙述或故事。畲语仅用于村内日常生活。由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畲语中原有的反映山区生活环境和生活生产方式的词汇和知识经验表达，现在已经大部分在畲语口语中消失，有的只存在老年人的记忆中，平时很少有被激活的言语交际机会，年轻人对此更是一无所知。
我们曾在嶂背村对畲族少年儿童日常畲语中固有传统词汇的使用做过观察测试统计：旁观并随机采录了三位 10 岁左右的儿童放学后“过生日”的一段对话，发现短短的二三十句话中，除了“过生日”、“衣服”、“看书”等畲语还保留的传统词汇外，还有多达一半左右的客家话词汇，如“蛋糕”、“笔”、“学校”、“书包”等现代词汇。另外，还观察到目前村里 5-18 岁的畲族家庭儿童和青少年，聚集在村边树下坪地玩耍、聊天时的话语，客家话的句子比畲语更多，有时在家里跟父母也用客家话交流。大部分儿童和青年的客家话比畲语更流利，客家话的词汇和表达也更丰富。
现在即使是老人在说畲语时，也存在不少客家话词汇。对此我们也做了一个观察测试统计：我们采录了一个雨天在雷阿伯家中四位老人的聊天，时长 1 小时，聊天内容有“学校来了两个大学生”、“去增城吓水村玩”、“去打工”等等。根据统计分析，在录音话语中有 14.3%的词使用的是客家话词汇，其中不乏“大学生”、“学校”、“单位”、“手机”、“打工”等现代词汇以及人名、地名等专有词。另外还发现，老人的畲语受客家话的影响不仅仅是存在很多客家话词汇这么简单，自然话语中常常还存在客家话和畲语之间自由转换现象，一句话有时前半句是畲语，后半句是客家话，或有时说着畲语，不自觉地就转用了客家话。可见，即使是上了年纪的畲族人，畲语能力也退化的很厉害。由此可见，如何更有效地对濒危畲语进行抢救性的调查记录、保存或保护，是语言学者和畲语社区知识分子、干部群众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
第三节 畲族语言研究概述
畲语调查是从 20 世纪 50 年代才开始的，当时由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二工作队瑶语分队负责。通过这次调查，证实了畲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但直到 80 年代才陆续有畲语研究成果公开发布。畲语的调查研究成果，归纳起来主要有：畲语基本语言特点概略描述，系属问题研究，畲话研究，畲语各地方言语言特点研究等。
畲语语言特点概述和系属问题研究有：
毛宗武和蒙朝吉《试论畲语的系属问题》（1984）[21]，通过一些基本词汇及基数词的比较，探讨畲语在苗瑶语族中的地位，认为畲语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的苗语支。蒙朝吉《畲语属苗语支补证》（1993）[22]从词汇和语音角度就畲语属苗语支再进行了阐述。Marta Ratliff在《畲语属苗语支：最后的结论》（1998）[23]一文中也认为畲语属于苗语支语言，并从词汇学、语音学和形态学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论证，指出二者有明显的发生学关系。陈其光在《畲语在苗瑶语族中的地位》（1984）[24]一文中通过比较畲语与苗瑶语族其他语言的语法和语音演变过程，以及畲族的历史迁徙，论证畲语属于瑶语支。王辅士和毛宗武在《苗瑶语古音构拟》（1995）[25]中则认为，畲语应自成一个语支——畲语支。
关于畲语语言特点的概略描写，最早、可能也是迄今较全面的当推毛宗武和蒙朝吉的《畲语简志》（1986），书中介绍了畲族人口与分布及畲语基本概况，对惠东畲语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特点做了一定程度的描写，对畲语莲花方言和博罗方言进行了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初步比较，揭出了两个方言的基本共性和差异，为畲语进一步研究打下基础。此外，还有畲语语音专题研究，如李云兵的《现代畲语有鼻冠音声母》（1997）[26]以炯奈语为依据，参照苗瑶其他语言与炯奈语的不规则对应，论证了畲语一些词还残存着鼻冠音声母。
日本学者中西裕树《现代畲语鼻音韵尾的来历》（2007）[27]，通过对比苗语支诸语言鼻音韵尾的演变方式，从历时和语言接触的角度分析了畲语鼻音韵尾的成因。
关于畲语方言的研究，较早的是毛宗武和蒙朝吉的《博罗畲语概述》（1982），对广东省博罗县畲语的语音、词汇、语法进行了简要描写，并探讨了畲语的系属问题。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见到有公开发布的相关研究成果。直到 2005 年甘春妍发表了几篇文章：《博罗畲语前缀变调》（2005）[28]分析了博罗畲语的前缀变调，指出畲语前缀变调特点与其他苗瑶语族语言和当地汉语方言的一致性；《博罗畲语 20 年音变》（2006）[29]从声母、韵母和声调上与二十年前毛宗武和蒙朝吉两位先生的调查结果做比较，分析畲语的变化情况；《博罗畲语研究》（2011）[30]则对博罗畲语和博罗地区的汉语方言的音系和语音特点进行了简要的概述，介绍了博罗畲语的词缀特点，并重点分析了博罗畲语里的汉语借词来源问题。
2003 年日本学者中西玉树调查搜集整理了几千条广东海丰畲语的基本词汇，编成《畲语海丰方言基本词汇集》（2003）[31]，归纳了海丰畲语的声韵调系统，并设计了一套海丰畲语拉丁字母拼音方案，转写了一百多个例句，这是目前关于海丰畲语最全面的语料集。作者另一篇文章《畲语中的汉字音层次初探》（2005）[32]，对海丰畲语中汉字音的层次进行讨论，以中古汉语的音韵与畲语中汉语借词的音做比较，分析畲语中汉字音的特点，认为畲语中的汉字音基本来自当地的客家话，但是分不同的层次。中西裕树、郭必之《畲客互动中的畲语声母的演变》（2007）[33]则分析了受当地客家话影响下的畲语声母的演变情况。
陈其光的《畲语和客家话》（1985）[34]以增城下水村畲语为例，从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举出畲语与客家话的一些类似现象，指出苗瑶语中的畲语受汉语影响最突出，畲语里有些现象与苗瑶语其他语言或方言不同，而与汉语客家话一致；另外《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畲语》（1987）[35]中作者对广东增城下水村的畲语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的基本状况进行了描写，并指出畲语属苗瑶语族瑶语支。此外，作者在《汉藏语同源词研究（二）：汉藏、苗瑶同源词专题研究》（汉语苗瑶语比较研究）（2001）[36]中也列举了广东增城畲语的语音系统。
对惠州畲语调查研究，还有陈延河的《惠东长坑畲语疑问词的基本结构》（1985）[37]，文章从类型学角度对长坑畲语的疑问句结构做了基本分析和描述，揭示其主要特点，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语法材料；在《惠东畲族的语言转用简析》（2000）[38]一文中，他还简要介绍了惠东畲语转用的现象和原因。
陈淑环和盘文伟的《惠东濒危畲语的活力与保护》（2013）[39]描述了惠东四个畲族村畲语最新使用情况，对惠东濒危畲语的活力状况进行了评估，并分析了惠东畲语濒危的原因，并提出了一些保护措施。
关于畲话的研究主要包括潮州、福建、浙江等地畲族所使用的方言研究。这些研究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这些地区的畲族使用的是与汉语客家方言相似的畲话，这种观点占大部分，如罗美珍的《畲族所说的客家话》（1980）[40]、游文良的《畲族语言》（2002）[41]等，从畲话的语音、词汇等方面论证了畲话与客家话的密切关系，其中《畲族语言》对福建畲话的语音、词汇、语法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
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这些地区的畲族人使用的语言与闽方言关系更为密切。如傅根清的《从景宁畲话的语音特点论其与客家话的关系》（2003）[42]、赵则玲和郑张尚芳的《浙江景宁畲话的语音特点》（2002）[43]从语音特点方面论述了畲话与闽方言的密切关系。另外，台湾吴中杰则认为，畲话虽然和畲语及客家话都有关系，但畲话绝不等于客家话跟若干畲语残存成分的相加。
此外，研究潮州畲话的学者认为，潮州畲族使用的语言接近潮州方言。如：黄家教和李新魁的《潮安畲话概述》（1963）[44]，林伦伦、洪英、雷楠《潮安畲语及其台语底层词》（2006）[45]，林伦伦和洪英的《潮安畲语中的潮汕方言借词》（2007）[46]，洪英的硕士论文《潮安畲语词汇比较研究》（2007）[47]等。这些著述对潮州畲话的语音及一些底层词和潮汕方言词进行了对比，认为潮州的畲族语言与潮汕方言关系密切。另外，《潮安县李工坑村畲民语言生活调查》（2005）[48]一文对李工坑村畲族日常生活语言使用状况进行了个案调查和社会语言学分析。
江西畲话的研究主要是胡松柏和胡德荣的《铅山太源畲话研究》（2013）[49]，对江西太源畲话的语音、词汇和语法都进行了描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