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赣南师范大学熊玥硕士学位论文《社会革命与中央苏区妇女命运之变迁》(指导教师彭景涛)摘要

2020年6月1日 暂无评论
2020年6月1日:

20206赣南师范大学熊玥硕士学位论文社会革命与中央苏区妇女命运之变迁》(指导教师彭景涛)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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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央苏区妇女命运的变化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妇女命运革命性变化的早期预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的早期实践的结果。影响中央苏区妇女命运的结构性因素是社会革命的理念,这一理念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革命动员,社会革命与革命动员在实践中建构了一种深层结构,这一结构主导了苏区妇女命运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女性个体价值实现方式和家庭这两个方面的变迁上。

将中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与五四妇女解放运动相比较,可以发现中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的结构性特点,这一特点的观念基础是社会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妇女解放倾向于自由主义,苏区妇女解放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作为社会革命一部分的妇女解放。五四时期,在自由平等观念的影响下,五四知识分子从个性解放的角度来理解妇女解放,对女性的思想启蒙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掀起了一场追求个性独立的解放运动。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十分强调妇女解放与社会革命之间的关系,将妇女解放作为社会革命当中的重要内容。这种全新模式的妇女解放,对中国妇女命运之变迁和中国社会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四时期妇女解放的目标在于争取女子的权利,使女子在经济上、政治上、法律上、教育上获得与男子平等的地位。但五四知识分子对女性受压迫的根源认识不足,因此,追寻个性独立的女性碰到了“娜拉出走后怎样”的现实困境。与此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是一场社会革命,其最终目的不仅要推翻封建宗法制,还要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所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处于阶级解放的话语之中,其不仅要帮助妇女从宗法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更为重要的是,领导苏区妇女进行社会革命。

在苏区革命的现实环境下,社会革命主要表现为革命动员。在当时的实际条件下,革命动员是实现社会革命的基础性工作,并因此形成了支配当时妇女解放运动的动员型的结构。这种革命动员型特征,使中央苏区妇女的命运发生了独特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女性个体价值实现之方式以及家庭两方面。就个体价值的实现方式而言,苏区妇女改变了以往照顾家庭的传统模式,而通过获得一定的权益以及参与苏维埃建设之方式来实现。苏区女性也因此获得了社会的尊重以及自我满足感。就家庭的变迁而言,中国共产党通过妇女解放运动,成功地将阶级意识灌输到家庭当中,对传统的家庭制度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传统家庭在此过程中转变为一种新的家庭模式——革命家庭。而处于革命家庭中女性的伦理观亦发生了改变,其对国家的归属感高于对家庭的归属感,家庭的社会功能因而也有所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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