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湖北大学熊楠岚硕士学位论文《民间话语与1930年代左翼诗歌的“大众化”实践》(指导教师刘继林)摘要

2018年5月20日 暂无评论
2018年5月20日:

20185湖北大学熊楠岚硕士学位论文民间话语与1930年代左翼诗歌的“大众化”实践》(指导教师刘继林)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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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一词从广义上来讲涉及社会、经济、哲学、文化等诸多方面,单从文学研究层面来讲,“民间”所指向的是一种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对的、更加自由的文化生存状态。民间话语作为一重要的文学资源,抒发着底层的情感,承载着民众的心声,是区别于政治话语、精英话语的另一种话语体系。民间话语作为一种话语体系因其自身的特性,无论是话语模式还是表达方式都体现出与生俱来的“乡土气息”,与大众都始终保持着天生自然的“血脉相连”。在中国三十年代左翼革命的时代语境下,民间话语很好的发挥了这一优势,拉近了文学与大众的距离,有力促进并推动了三十年代左翼诗歌的“大众化”实践。

论文的主体部分分为两章,第一章重点论述左联“文艺大众化”倡导下的中国诗歌会的创作实践。左联在提出“大众化”路线之后,就开始积极寻求一种贴近大众的文学形式,并渐渐开始关注到对民间话语的运用。左联领导下的中国诗歌会在诗歌创作中积极践行“大众化”这一理论主张,将民间话语与诗歌创作紧密结合,他们的诗歌创作取材民间,运用民间歌谣、小调、鼓词等形式作诗,选取民间元素和民间语言入诗来表现大众的生活,传达大众的心声。诗歌会坚持运用民间话语改造诗歌来实现诗歌的“大众化”,不仅很好的配合了左联“文艺大众化”运动,也在特殊的时代语境下,为诗歌实现“大众化”进行了一次有益的探索。本章除了关注到中国诗歌会这一诗歌团体的相关创作活动,也关注到了在“大众化”思潮影响下的诗人创作转型。本章最后一节以穆木天的创作转型作为研究个案,将穆木天前期象征主义诗歌和后期“大众化”诗歌的创作情况进行对比,重在探究“大众化”思潮和民间话语对诗人的创作转型产生的影响。

第二章主要阐述了苏区一延安早期诗歌“大众化”运动下的诗歌创作实践。苏区革命根据地的诗歌创作与延安早期诗歌创作的“大众化”实践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苏区以红色歌谣为主,这些歌谣的创作多吸收客家山歌和当地流行的小调、歌谣的元素,在群众间广泛流传。红军在经过长征来到延安之后,诗歌的“大众化”创作在苏区红色歌谣的基础上,有了更加深入的发展。诗歌不仅仅要在表现形式上贴近大众,而且也要求创作主体要融入大众,诗歌的笔触要深入民间。这是继中国诗歌会之后,民间话语又一次与诗歌“大众化”运动相结合,当抗战需要利用诗歌来鼓舞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时候,取法民间话语成为了唯一捷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化解新诗在语言形式上与大众存在的隔膜。延安早期的诗歌“大众化”运动是文学上的提倡也是政治上的要求,无论是出于诗人的使命感还是出于为自我的创作找寻新的出路,来自各方的文化精英络绎不绝地奔赴延安,他们自觉放弃自己曾经的艺术追求和审美主张,在诗歌“大众化”的实践中努力寻求着自我的创作转型。本章选取何其芳的诗歌创作转型为研究视角,通过对其诗歌创作转型原因、诗歌创作语言风格的转变、诗歌言说对象的转变等方面的探究来阐释延安早期诗歌“大众化”运动和民间话语对诗人的创作转型所产生的影响。

中国诗歌会的创作实践直接受到左翼“大众化”理论主张的影响与指导,而苏区一延安早期的诗歌“大众化”理论倡导则是左翼“大众化”理论的发展和延续,左翼“大众化”思潮为这两者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准备。本文除了对这两个方面的论述,还补充了相应的诗人创作转型的个案研究,从多个层面阐释民间话语对三十年代左翼诗歌“大众化”创作实践所产生的影响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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