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网“客家”主题全国博硕士论文（摘要）汇总（2007）
[1]冷剑波.清代陆丰地区客家人移民台湾探究[D].导师：房学嘉.南昌大学,2007.
摘要:
原籍粤东陆丰地区的客家人,在台湾被称为“海陆客”,其所讲方言被称为“海陆客家话”,海陆客是台湾客家族群中的重要一支。关于清代嘉应州地区客家人移民台湾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而关于清代陆丰地区客家人移民台湾的研究却还非常鲜见,本文的探讨试图弥补这一不足。
本文采用田野调查与正史文献相结合,综合利用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利用田野调查中搜集到的民间族谱、碑刻、契约文书、口述史资料等,辅之以其他文献材料,以及大陆和台湾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试图重构清代陆丰地区客家人移民台湾的大致情形。并将之与清代嘉应州客家人移民台湾的情形作一简单对比,从而丰富整个粤东地区客家人移民台湾的研究。
调查研究发现,清代陆丰地区与整个粤东地区客家人移民台湾的情形是基本一致的,但又稍有不同。通过分析介绍陆丰客家人移民台湾的历史,以及海陆客家人对台湾岛开发建设的卓越贡献,可以将两岸客家人特别是海陆客家人的渊源作一简单梳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两岸客家人同根同源,一脉相承的基本事实,从而加深彼此间的了解与认识,增强相互间的认同感。
[2]汤翔燕.赣南客家乡土建筑—围屋的建筑型制及其室内研究[D].导师：王向阳.南昌大学,2007.
摘要:
中国广袤土地上的乡土建筑是我们民族最珍贵的遗产。然而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大量的乡土建筑正在消失。乡土建筑是乡土文化最普遍存在、信息含量最大的组成部分,甚至是乡土文化重要的载体。研究乡土建筑对研究乡土文化,完善中国传统建筑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本课题在研究赣南客家民系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基础上,研究和分析了客家民系的聚居建筑型制和室内装饰风格。
赣南客家围屋是我国著名的民居形式之一,特点突出,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剖析客家围屋的空间构成,我们可以发现其有序的节奏感、韵律感;它的完整性和主次关系,表现出浓厚的人文色彩;其严格的对称关系、和谐关系,展现了建筑的序列性。它充分展示着人文情结在空间构成中的重要地位,如果以其独特的造型形式和空间布局作为现代住宅设计的创意源泉,既可表现江西独特的历史文脉,又能展示出我国的传统文化特性。
本文在系统分析研究客家聚居建筑及其室内装饰的基础上,探讨了赣南客家围屋建筑型制对现代建筑的意义,围屋中体现出的和谐人居文化对现代住宅设计的影响,并为赣南客家围屋的再利用和延续提供可能的建议。
[3]余涛.赣州市地税系统实施文化管理初探[D].导师：彭迪云.南昌大学,2007.
摘要:
地税系统实施文化管理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促进地税事业更好更快发展的客观要求，提升地税管理服务水平的必由之路，打造“和谐诚信”地税团队的迫切需要，意义极其深远。2005年底，赣州地税系统在贯彻落实江西省地税局文化管理理念的基础上，总结了赣州的地域文化和历史文化，融入了苏区税收文化和客家文化的精髓，确定了赣州地税实施文化管理的理念。
赣州地税系统通过一年多的文化管理，成效显著。然而，赣州地税的组织文化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诸多问题。组织文化的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是一项长期的工程，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和总结。
本文在结构上分为六章。文章运用组织文化管理理论，采取实证分析和系统分析的方法，以赣州地税系统的组织文化建设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赣州地税组织文化建设这一实例的剖析，查找组织文化建设中存在的不足并分析原因，研究提出了赣州地税系统实施文化管理的思路、方法和完善的途径。为了加强和改进赣州地税系统文化管理，文章最后提出了健全文化建设机构，营造地税文化氛围，设计赣州地税文化规划，建立高效的税收征管和纳税服务体系，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增强行政执行力，加大地税文化建设的考核工作力度等对策建议。本人希望通过对赣州地税系统文化管理的研究，为推动赣州地税系统的组织文化建设，促进赣州地税跨越式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
[4]李雄文.龙岩市旅游空间结构及其优化模式研究[D].导师：钟全林.福建师范大学,2007.
摘要:
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的优化问题是区域旅游开发规划的中心问题,它严重制约着区域旅游业的发展。通过旅游空间结构的优化,可以揭示区域旅游空间分布特征,分析影响区域旅游空间发展的各种因素,挖掘区域潜能,为旅游地经济发展创造机会,使旅游经济空间要素和结构达到合理配置,实现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迎来了旅游业发展的黄金时期,龙岩市作为旅游资源大市,也面临着千载难逢的良机。但龙岩市近几年来的旅游发展却并不尽如人意,旅游资源优势还没有完全转化为相应的旅游经济优势。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不尽合理的旅游空间结构是不容忽视的原因之一。优化龙岩市旅游空间结构,对促进龙岩市旅游业快速发展就显得更为迫切。为此,本文在对国内外旅游空间结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详细阐述了旅游空间结构研究的内容、旅游空间结构的理论基础及其对旅游开发的指导意义。通过分析龙岩市旅游资源与旅游产品的空间结构,构建了龙岩市的“一轴一极三优先区域”的旅游空间结构优化组合模式,并提出了保证该模式良性运行的机制。研究结果可为龙岩市制定旅游发展战略,合理进行旅游资源开发与建设布局,高效利用旅游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区域旅游资源的效益等提供理论指导与决策参考。
[5]邱锡凤.上杭客家话研究[D].导师：陈泽平.福建师范大学,2007.
摘要:
福建长汀一直以来被当作闽西客家话的代表,汀州府其他客家县的方言资料较少发表,本文就是对客家人主要聚居区福建西部上杭县一个点的方言的全面记录。
上杭地处客家大本营,是全国为数不多的纯客县之一,所操语言属客家语系,境内的步云、古田、蛟洋等乡镇,由于受到邻近的闽南方言龙岩话、闽西客话连城音甚至早期土著语言的影响,与县境其他地方的口音差别甚大。
本文运用描写语言学、比较语言学、历史语言学、训诂学等的方法,对上杭蓝溪镇这个点的语言事实进行全面揭示,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详细描写和分析其声韵调系统,对连读变调情况进行详细分析;二是记录同音字;三是将其与共同语北京音系和中古音系进行全面比较;四是参考《现代汉语词典》等记录蓝溪客家话与共同语说法不同的词汇近5000条;五是列举语言材料,其中包括蓝溪话常用固定词组、根据黄伯荣等编著的《汉语方言语法调查手册》记录的语法实例,以及俗语谚语、童谣山歌等。文章最后附录了上杭城关话的声韵调系统。
[6]盛长富.宋元时期闽西地方动乱与社会变迁[D].导师：黄志繁.南昌大学,2007.
摘要:
本文主要通过对宋元时期闽西地方动乱及其相关问题的考察，探讨了这里的动乱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在北宋，这里所谓的动乱主要是国家政策与地方日常生活逻辑冲突而造成的“盐盗”活动，官方对这里的控制较弱，民众有着自己的日常生活逻辑，这里可谓行政边陲社会。进入南宋以后，闽西社会开始转型：在平定南宋初年频繁的动乱中，官方的统治方式开始转变；伴随着移民的进入，这里的人口大量增加，人地矛盾加剧；官方以推行经界法为标志的重整社会秩序的努力遭到失败，土豪社会性格日益彰显；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闽西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动乱中心。元初由多族群共同参加的“畲寇”之乱可以看作是山区进一步得到开发的表现；社会动乱和山区开发所使族群融合的趋势更加明显，它是元代闽西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
[7]邵华.清代广东移民与广西的社会变迁[D].导师：唐仁郭.广西师范大学,2007.
摘要: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人口的流动从来没有停止过。人口迁移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对国家和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因此,备受学术界的关注。
文章由前言、论文主体和结语三部分组成。
前言部分首先就前人对移民与社会变迁问题的研究成果和不足之处进行简单的回顾,然后界定论文的研究对象,介绍论文的研究方法,并谈了论文的创新之处及不足。
主体部分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重点对清代广东移民迁移桂东南地区的情况进行描述。文章在回顾清代以前广东移民迁移桂东南地区情况的基础上,对清代广东移民移居这一地区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对移民的迁移过程进行了一般性的描述。文章认为,历史上有记载的该地区的广东移民是在唐宋时期,但是由于受到自然环境、地理条件等原因的限制,人口迁移的总体规模小,数量少。进入清代以来,随着广东人地矛盾的不断升级以及土客之争,大批移民开始不断地进入与之相邻的桂东南地区,形成了移民潮。与前代相比,清代的广东移民以经济型移民为主,迁入时间要早于进入广西的其他地区的时间,客家移民所占比例大,广东移民多于其他地区的移民也是桂东南地区移民的一大特点。第二部分主要探讨广东移民对桂东南地区社会变迁的影响。影响主要表现在:
第一,随着大批广东移民进入,不仅使得广西人口分布的格局发生了变化,桂东南地区的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处在了广西的前列,而且对桂东南地区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广东移民的参与和带动下,桂东南地区的土地得到更大程度地开发和利用,农业耕作水平得到了提高,农作物新品种的引进,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对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大量粤商进入桂东南地区经商,使各地的圩市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综合性市场大量出现并获得迅速地发展,商品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行业种类。由于粤商人数众多,经济实力强,出现了“无东不成市”的局面。本地人在粤商的带动下,经商意识增强,从事商业的人数也不断增加。
第二,广东移民的到来,对桂东南地区的文化交流影响深远。首先,客家移民和粤商对教育的重视对桂东南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移民与土著的杂居共处中,移民的语言进入了移居地,粤语成为了当地的流通语言。建筑风格和建筑材料也发生了变化,如会馆建筑的大量出现,砖石材料在建筑中的大量应用。跟随广东移民而来的还有各种宗教信仰,导致桂东南地区民间信仰的复杂化,洋宗教也开始进入。
广东移民的到来,不仅给桂东南地区带来许多正面的变化,同样也有很多的负面作用。首先是赌博之风和鸦片烟的传入,让很多人沉溺其中,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环境。其次,在一些广东移民奢华的生活习惯影响之下,奢侈之风在桂东南各地盛行起来。广东的土客之争也复制到了广西,土客为了土地或水利等原因而发生争斗,对桂东南社会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另外,粤商的到来使得洋货充斥广西,桂东南地区的自然经济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逐渐解体,桂东南地区日益融入到世界大市场之中。
结语部分就清代广东移民对广西桂东南地区社会变迁的意义和作用作出了归纳和总结。
[8]廖燕平.改革开放以来的赣南区域经济与旅游业发展（1978-2005）[D].导师：黄志繁.南昌大学,2007.
摘要:
本文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赣南旅游业的发展及其与经济之间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赣南旅游业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改革开放以来至1989年赣州市旅游局成立为第一阶段，在该阶段中，赣南的经济体制主要以农业为主，经济并不发达，所以当时也并没有出现实际意义上的旅游业。旅游只是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不计较经济利益，体现出明显的政治色彩，有关部门也没有以旅游业的发展来当作经济发展的指标。第二阶段是以赣南旅游业真正开始发展的1989年为序，在该阶段里，赣南被列入了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区，带来了经济上的巨变，从而促使了旅游业的发展，红色旅游、客家旅游、生态观光旅游等专题旅游开始形成，特别是在1998旅游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以来，更是有了长足的进步。而同时，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更为明显。第三阶段是进入2000年以来，赣州做出了新的城市定位，采取了“走出去，引进来"等招商政策，经济飞速发展，与此同时，通过准确的城市定位，“旅游旺市”的策略，创建优秀旅游城市，加之旅游发展政策上的优惠，经济上的投入，旅游业也相应地得到发展，在接待人次，提升旅游形象，旅游基础设施的完善方面都得到了质的改变。
从本文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区域经济发展对旅游业的发展既是推动，又是制约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两者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
最后，本文根据赣南旅游业发展的现状，提出了“超旅游”、“泛旅游”的概念。
[9]蒋芸敏.赣州旧城中心区传统空间保护与传承研究[D].导师：张敏.清华大学,2007.
摘要:
赣州,位于江西省南部,赣江上游,与广东相邻,北达三江,据五岭之要会,扼闽粤之要冲。从西晋时期城址在章贡二水之间确定下来,距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所处地理位置的优势,使赣州在古代成为通往岭南的交通要道,促进了赣州商品经济的繁荣,“络绎轺车奔估客,萧条驴背上书生”,描绘的便是赣州城明清时期的昌盛景象。
1994年,赣州被列入“第三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赣州的空间环境景观可以概括为:“山拥水绕秀丽之城,宋代遗迹博览之城,民国遗风展呈之城”。“山拥水绕”,道出了赣州城的山水格局。城市处于青峰翠浪环绕之中,南限五岭,东阻武夷,西倚罗霄,南控百越,章贡二水在此汇聚成赣江,玉虹如泻,滔滔北去。“宋代遗存”,说的是三千米城墙蜿蜒,沿江环绕;八境台立于城头,览群山,俯章贡;福寿沟经900年沧桑,依然运作;小巷纵横交错,深邃悠长;东园古井虽历数代,汲水洗衣的人仍熙熙攘攘。“民国遗风”,指的是颇具岭南风情的阳明路骑楼街和靠城墙而建的蒋经国故居。这些不可多得的历史财富造就了赣州充满浓郁地域风情的传统城市空间。
本文旨在通过对赣州旧城的山水结构、街巷空间、传统民居等物质空间环境进行分析,总结其在宏观结构、城市边界、天际线、尺度、肌理等方面的特点,借鉴参考国内外的先进经验,探索运用城市设计的手段,保护历史城市中传统空间构成的重要因素,将重要的历史建筑和有特色的街巷空间连成统一的空间系统,并通过修复改造等手段发挥旧建筑的功用,使旧城中的传统空间和建筑重新融入现代生活,成为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旧城内新的开发和建设将遵循和借鉴传统城区的空间构成规律和要素,如尺度、组群关系、建筑空间等,使赣州旧城空间的可识别性与历史性得以延续。
[10]张小聪.清代长乐客家迁台探究[D].导师：房学嘉.南昌大学,2007.
摘要:
清代广东地区人民移民台湾是中国移民史上重大的事件之一，对清代广东地区移民台湾的研究有着重大的学术意义和实际意义。粤东客家地区作为清代广东移民台湾最集中的地区之一，一个多世纪以来引起了海内外客家学研究者们高度关注和兴趣，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目前客家研究界对客家移民台湾的研究还基本停留在文献上，缺乏实证考察和新的论据，研究难以深入开展。
本文以清代粤东长乐县(即今五华县)为主要考察点，在历史人类学的视野下和客家研究学术史背景下，以田野调查方法为基本的研究方法，并在结合相关文献史料，在考察移民的各基本要素的基础上，重点探究清代长乐人民迁台的内在动因及对台湾社会的影响，并与相关的研究成果和移民史理论进行对话。笔者的田调结果表明，无论是用“人—地”矛盾，还是用“推—拉”模式来解释迁台的原因，都忽视了外迁者本身的能动性和传统乡村社会的秩序与观念的影响力，迁台的动因可以也应该是多样性的。
[11]王欣.江西赣南采茶戏的音乐特征与表演艺术初探[D].导师：李万进;周耘.武汉音乐学院,2007.
摘要:
赣南采茶戏就是客家人创造的反映他们的精神世界、性格特征、审美情趣和内心情感的一种地方戏剧形式。一方面,赣南采茶戏是赣南客家文化的产物,是客家文化催生滋润了这棵美丽的地方戏剧花蕾;另一方面,采茶戏丰富的艺术形式和表现内容又成为客家文化的载体,把赣南客家的社会历史、风土人情、现实生活广为传扬。采茶戏与客家人相依为命,客家人的兴盛与变迁带来了采茶戏的繁荣与发展。传统的采茶戏剧目均以反映劳动人民的生产与斗争、劳动与爱情、商贸与习艺为主要内容,作品来源于生活,反映现实,深受广大民众喜爱。同时,也为采茶戏以后大演现代戏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12]刘艽明.龙岩城市化进程及其发展模式研究[D].导师：陈力;关瑞明.华侨大学,2007.
摘要:
城市化是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以及城市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如何才能推进城市化沿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正是本课题研究的现实意义,也是城市化研究试图解决的问题。对城市化进程的研究,从本质上来说,是对经济发展、城镇发展和农村发展的综合研究,以及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
龙岩市地处福建西部山区、闽粤赣三省的交汇处,独具区位和资源优势。然而,相对于福建沿海城市而言,龙岩城市化水平较低,城市发展较为落后,主要存在着经济基础薄弱、资源型产业占较大比重、中心城市规模较小、城镇体系不够完善和劳动力素质偏低等问题。目前,龙岩正处在工业化的加速阶段,处在资源型城市转型期的产业结构调整阶段,在制定其科学合理的城市发展模式过程中,关键在于处理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关系: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关系,构建龙岩市合理的城镇体系。
本课题首先运用城市化相关理论,结合龙岩的城市现状,对龙岩城市化进程中的经济发展、城镇发展和乡村发展进行了系统分析,梳理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接着,借鉴国内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成功经验,结合福建山区的城市基础条件和经济发展现状,依托福建山区城市化进程的战略决策,提出了龙岩城市化进程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优化经济结构,以产业升级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依托中心城市,以协调联动推进城镇体系化进程;统筹城乡发展,以二元转换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13]刘文炯.永定土楼群文化生态关系研究[D].导师：乔晓光.中央美术学院,2007.
摘要:
本文从三个方面对土楼群的文化生态关系进行研究。
首先，笔者发现永定县客家土楼厅堂内的供奉对象具有明确的地域性特征。这与当地人强烈的“人鬼不同居”观念有关。
其次，从土楼的厅堂到土楼群中的宗祠，在空间的扩展过程中，其原属角色在发生着转变：厅堂在土楼中的“圆心”地位，体现出其在家庭之间的凝聚性功能；而宗祠在土楼群中的核心位置，体现了其作为家族之间、宗族范围内的向心性，其中包蕴了从家庭到宗族、从生人到亡者、从现世到过去的关系，而这些关系在节日仪式中体现的更为充分。实际上，上述转变表现出了建筑空间与节日文化之间的契合与共生关系。
第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土楼周围出现了大批混凝土小洋楼，这种变化较原来土楼群文化生态而言，则表现出厅堂的复制与宗祠外围建筑密度加大的新格局。虽然厅堂在数量上大大增加了，厅堂原有的绝大部分功能却丧失了；而宗祠不仅数量没有变，围绕其的节日仪式也一如既往地进行着，客家宗族精神却呈现出了一贯的稳定性。
相对于土楼群的原有文化生态，新出现的厅堂“扩散”与宗祠“凝聚”，为本文从建筑空间关系与节日仪式之间的联系中，找到了有益的启示。尤其是在土楼的保护与开发过程中，最不能忽视的就是客家宗族精神的延续性问题，因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应以其文化的民系(族)普遍认同性功能，及其在更大范围内所呈现出的独特性为底线。在永定客家土楼群文化生态关系中，所彰显出来的核心部分正是客家宗族精神的稳定性。
[14]邹积艺.旅游节事的文化解释及社区影响研究[D].导师：杨振之.四川大学,2007.
摘要:
旅游活动是一个符号化的过程，旅游节事是旅游地社区重要的旅游活动，是对旅游地文化集中的符号化展示。以符号学的视角看待旅游，可以让研究者以不同的视角看待旅游活动和旅游文化，它是对旅游节事进行文化解释、分析节事的社会文化影响的基础。
旅游节事源于传统节日。节日具有与宗教类似的神圣性和仪式性，是对日常生活的文化升华。节日决定着现代旅游节事的内容、形式和得以存在的精神基础。旅游节事的举办时间相对灵活，它具有娱乐性、表演性和大众化的特征；它展示地域文化，兼顾社区居民和游客的文化诉求；它具有盈利性，是一种旅游产品；它具有开放性，力求吸引更多的人参加；它内容不断更新，以满足游客的需要。
节事活动伴随着文化符号的创造，这却对传统节日的精神造成了冲击。旅游节事成为一种表演符号，成为一种“实景”表演，符号成为主客互动的媒体。旅游节事的形式和内容在社区实现调适和演绎，这又影响着旅游地社区居民的一举一动。调适后的文化形态和社区原有的生活方式互动，并不断循环演绎，使旅游地形成了一种新的社区文化景观和新的社区生活方式。旅游节事也实现了符号空间和社会空间的整合。
洛带古镇火龙节个案研究表明，旅游节事的成功举办能极大地促进旅游地居民的文化意识和文化自我认同，丰富社区的休闲生活，节日氛围的再现让居民们更加团结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改善，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社区生活质量。办节也促进了旅游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的改善。但是，旅游节事却没能让社区居民学会更多地关注外界社会。另外，社区居民也不太担忧火龙节可能带来的消防、治安、交通和环境污染等社会和环境的负面影响。他们支持火龙节的原始面貌的保存，也支持在此基础上的创新，这显示出一种文化的包容性。对于市场化运作带来的经济实惠，他们也很看重。旅游节事的举办，还能促进古镇环境本身价值的提升。
为促进节事旅游的可持续开发，论文使用了“前台、帷幕、后台”的理念，以求呼唤社区居民的自觉与自醒，最终实现旅游地文化的振兴。然后，论文使用了项目管理理论，提出了旅游节事组织行为、战略营销、赞助、风险和物流管理的对策。论文认为，旅游节事的社会功能没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视。节事旅游开发有望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疗法，治疗现代社会的文化后果。论文提出了基于旅游节事社会功能进行节事旅游开发的基本策略。
论文主张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的融合，反对方法导向，主张用隐喻的视角看待文化解释，强调多学科的融合与超越，并在此指导下设计研究方法，使民族志参与式观察、访谈和问卷调查方法相互补充，相得益彰。论文使用了结构方程建模进行科学的数据分析，又使用文本分析的方法以求有新的发现，力求在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
论文重点探讨了旅游节事的文化解释，以及旅游节事对社区的社会文化影响，并提出了节事旅游可持续开发的对策。这对于基于社区影响的节事旅游可持续开发实践，有重要的意义。论文对于丰富旅游节事活动的文化意义，避免文化的盲目性，促进旅游地社区文化建设，利于旅游地文化的传承、发展、创新和超越，都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15]林宁.川西平原古镇的社会文化变迁[D].导师：何一民.四川大学,2007.
摘要:
社会文化变迁是指社会各方面现象的变化，或更确切地讲是指社会结构和功能发生的改变。文化变迁与社会变迁紧密相连。川西古镇历史悠久，具有很强的同质性，同时又存在很多不同的方面。20世纪中叶以来，川西古镇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的各个层面均有改变。本文以川西平原古镇社会文化变迁为主题，用文化社会学理论中的文化变迁理论为解释框架，以成都平原东部的洛带镇社会变迁为个案，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研究。
新中国建立以来，洛带镇的政治制度的变迁深刻的影响着乡镇社会的生活，从洛带镇权力结构的更替、管理体系的建立与乡镇的社会经济生活和社会结构转型，可以看到乡镇、地方政府和国家在政治制度变迁中的关联，通过对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家庭联产承包、村民自治等政治运动的分析，笔者发现乡镇政治的变迁实质上就是国家权力向下延伸和扩张的过程，是城市社会政治对乡村社会的渗透，即国家行政权力的下沉。
新中国建立以来，洛带镇的社会构成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文通过对洛带镇人口的发展、变化，人口的一般特征，人口的迁移与流动，以及农民阶层的变化进行考察，发现洛带镇社会构成随着国家政策的变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社会分层现象，这集中体现在农民阶层的变化上。
物质生活的变化也较为明显，洛带人为了生存与发展，积极的利用和改造自然，创造了客家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尽管客家人在饮食、服饰、居住、建筑及器用等方面既与成都平原其他城镇非客家人相近，但同时又保持着自己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洛带客家风俗文化在近代以来，与巴蜀文化有机的融合，发生了有趣的“本地化”现象。
通过对洛带社会文化变迁进行长时段的研究，笔者发现完全可以在现代化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注意吸收都市文化中进步的成分，另一方面注意保留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并使两者有机的融合，相得益彰，从而达到对传统文化进行保护和开发旅游发展经济的双重目标。
本文还力图找到川西古镇发展的共同规律，希望有助于大家对川西古镇的理解，在今后的政策制定或其他方面，更多的考虑到古镇的社会特征，制定出合乎实际的政策法规。
[16]吴方.深圳旅游产品发展趋势分析[D].导师：庞桂珍.长安大学,2007.
摘要:
随着我国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旅游产品的形式也越来越多种多样,但是产品的质量成为游客们关注的重点。旅游产品的质量是衡量旅游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标准,是一个地区、一个企业旅游发展的生命线,质量决定生存,但是还有好多的地区、企业在旅游产品质量上忽视、不重视,因而旅游投诉接连不断,对本地区的旅游形象产生恶劣的影响。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的旅游业一直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但是近年来随着其他地区的旅游业的蓬勃发展,纷纷效仿深圳的旅游产品形式,对深圳的旅游业造成严重的威胁,尤其是在旅游产品上雷同化,使深圳在旅游产品上毫无优势可言。
本文是基于查阅资料,调研等工作的基础上,通过采用文献综合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实证研究法等,对深圳旅游产品的发展经历有了精确性的了解。
全文共分为六大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及技术线路。第二部分介绍了旅游产品在国内外的研究现状,针对现今国内外专家对旅游产品概念的界定和某些旅游产品特征的认同,作者对产品特征做了进一步的补充;第三部分通过对深圳市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情况、旅游资源及产品开发现状评价分析,指出现阶段在产品开发中存在的问题;第四章结合旅游产品开发的意义和其生命周期理论以及国内外及深圳旅游产品发展现状分析,运用SWOT模型分析理论,有针对性提出了深圳旅游产品在优势、劣势、机遇、威胁中的各种影响因素,并指出了其旅游产品未来发展战略思路;第五章围绕“什么样的旅游产品适合深圳发展”这一话题,全面系统地论证了深圳旅游产品的发展趋势,为深圳寻得适合自己发展的旅游产品提出建议。最后第六部分对本文进行了总结,提出了本文的创新之处及主要观点。
[17]刘立恒.龙川客家方言时间副词研究[D].导师：练春招.华南师范大学,2007.
摘要:
本文较为全面的考察与研究了龙川客家方言中的时间副词，试图描绘龙川方言时间副词系统和反映龙川方言时间副词的全貌。论文首先根据语义对龙川方言时间副词进行归类；接着从句法、语义、语用对各类龙川方言时间副词进行系统的描写、分析和比较，找出时间副词出现的具体语言格式和它们具有的各种语法意义、功能，其中重点考察了时间副词“正、先”；最后论文考察了龙川方言时间副词做状语时的句法位置。全文除了引言外，分“龙川方言时间副词的考察和分类”、“龙川方言时间副词的表达功用”、“龙川方言时间副词作状语位置的全方位考察”等三个部分。
引言部分分四节，第一节介绍了龙川县人文地理概况，重点介绍了南部老隆镇、中部车田镇、北部麻布岗镇的人文地理概况；第二节简单回顾了现代汉语和客家方言的时间副词研究，说明系统描写分析客家方言时间副词的重要性；第三节介绍了本课题的研究对象，说明了本课题研究的意义和方法；第四节介绍了论文的语料来源及文中将会出现的特殊符号。
第一章“龙川方言时问副词的考察和分类”是本文的基础，严格判断时间副词的标准，从共时的角度，论文对龙川方言时间副词进行了定性、定量的穷尽性调查研究，确定了在龙川方言中时间副词的总量为36个。基于龙川方言时间副词使用的实际情况，以语义为主、语法功能为辅，论文把龙川方言时间副词分为四类。
第二章“龙川方言时间副词的表达功用”根据龙川方言时间副词的分类，从功能和表达方面对四类时间副词进行描写和分析，并着重分析了时间副词“先、正”。论文不仅比较了同一类副词内部意义相近的时间副词的内部差异及主要特征，还分析它们语义特征、语用预设、语境因素，以及使用变换分析法分析一些有歧义的句子。
第三章“龙川方言时间副词作状语位置的全方位考察”对龙川方言中时间副词做状语时的位置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论文对处于不同句法位置的时间副词的功能进行了概括分析，并试图找出影响时间副词位置的因素。
[18]张赛英.关于印尼城市中文名称的命名分析[D].导师：孙玉卿.暨南大学,2007.
摘要:
有阳光的地方就有华人，华人移居印尼历史悠久，印尼华人社会是历史原因造成的。
本文研究汉文化及其方言对印尼城市中文名称的影响，分三大部分：(一)受中国古代名人影响的印尼城市中文名称；(二)受所在地文化影响的印尼城市中文名称；(三)汉语方言对印尼城市中文名称影响的语音分析。
在第(一)(二)部分，论文分别从受中国古代名人文化影响和受所在地文化影响的印尼城市中文名称两方面进行探讨。我们认为，印尼城市中文地名展示了中华文化随着华族的迁徒南移丰富了印尼社会文化；方言地名体现了华族的各祖籍文化。
第(三)部分，从闽南(包括潮州话)、粤语和客家对印尼城市中文译名影响的语音分析，揭示了汉语方言对印尼城市中文名称影响的特点和规律。
[19]李丽云.赣南地区客家教育研究[D].导师：李延平.陕西师范大学,2007.
摘要:
客家作为汉民族的一个支系，就文化而言，客家人和汉族主体并没有根本的区别，但客家在文化方面却很有特色。客家人在十九世纪中后期以来一直受到世人的强烈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客家人对教育的特殊崇尚以及在这一背景下客家地区教育的普及和发达。客家的教育特别能够体现出一种客家文化的灵魂：开拓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爱国爱乡，团结齐心的精神；重视后代教育、鼓励成才；对工作讲诚信、讲义气、对长辈讲忠孝等等。客家教育包含了知识、人格、社会正义感、责任感、生存能力以及永无止境的拼搏精神等内容，它注重言传身教的方式，并形成了代代相沿的传统。
赣南地区是客家的大本营之一，其教育的发展也先于其他客家地区。本论文的很多素材(包括地方志、族谱、方言、歌谣、楹联等)都是取材于赣南地区的赣州、龙南、定南、兴国等地，通过研究赣南地区的客家人教育，以期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客家精神，并使其能够代代相传下去。
本文在绪论部分主要对“赣南地区客家教育”这一个选题的目的、意义、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进行了阐述，并对论文中反复出现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
正文由三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通过对《地方志》和族谱资料的分析，说明赣南地区的客家教育主要注重四个方面：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崇文重教，认真读书；爱国爱乡、团结齐心；务实避虚、各业并举。
第二部分，对赣南客家教育的主要类型进行了介绍，有学校教育、家族教育以及家庭教育，同时对客家妇女在家庭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做了详细地分析。客家妇女既有传统吃苦耐劳的意志力，又有与现代相衔接的独立精神，以及贤惠勤俭的种种美德，使她们在方方面面都占有重要地位，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客家族群母亲文化”——“女耕男读”文化。客家妇女既是社会生产过程中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家庭和家族经济活动的参加者、日常社会的组织者，同时也是社区或家族重要事务的谋划者、实施者和参与者。本文比较详细地阐述了客家母亲的教育方法和特点。
第三部分，对赣南客家教育的特征进行了分析，并阐述了赣南客家教育独特性形成的原因，有自然地理因素、家族因素、历史因素和客家族群母亲文化因素。其中在客家族群母亲文化因素的分析中，以“母亲文化”的视角探讨“客家族群母亲文化”对整个赣南客家地区教育发展的重要影响。正是在女耕文化的影响和支持下，客家妇女承担家庭内外重务，使客家男子无后顾之忧，从田地解放出来转向仕途或到商业发展，才在客家地区形成了崇文重教的传统和人才辈出的局面。这都是“女耕文化”的助成之功，而“女耕文化”之所以能稳定下来，也正是靠“客家族群母亲文化”做基础。“客家族群母亲文化”是本文中的重点和创新点。
论文在结语部分，提出了在客家教育中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教育内容过于单一，学制不规范等方面的弊端；虽强调妇女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但却忽视妇女教育，使女童和妇女得不到应有的教育等等。提出客家传统文化精华中有很多积极向上的东西是值得继续发扬光大的，也有必需抛弃的文化糟粕。
最后，为更全面地了解客家教育的方方面面，本论文还搜集整理了三个附录，分别是：①客家研究状况回顾；②客家的源流与分布；③客家教育造就的优秀子女。希望能给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佐证的材料和进一步研究的线索。
[20]何凌.太平天国的妇女政策[D].导师：彭先国.湘潭大学,2007.
摘要: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在广西客家和壮族聚居的地区,由于广西地理位置偏僻,约束妇女的封建礼教在此地传播较慢,对此处的妇女社会、家庭生活影响较小。当地社会形成了一种较为自由的民风、民俗,妇女也享有更多的自由。这就为太平天国发动广大妇女参加革命提供了思想意识形态的支持。
太平天国领导人充分地认识广西地区的妇女自由民风、民俗,并加以有意识的利用,发动妇女参加革命。由于太平天国的领导人和广大起事将士又长期受到广西地域文化的熏陶。这样,客家和壮族的民俗就必然会在行为模式、道德准则、思维习惯、价值标准等方面,对太平天国的妇女地位构成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文章首先从经济、政治决策、教育、婚姻、军事等方面,论述太平天国妇女地位及其政策;进而分析太平天国妇女政策的社会基础,即广西女性民俗;然后从洪秀全的妇女思想着手,分析太平天国妇女政策的理论基础。在分析中采取两分法:既指出太平天国在解放妇女运动中的进步之处,同时看到妇女在太平军中实际地位和太平天国妇女政策的局限与缺陷。论文还通过对同时期英国女性女权运动的探讨,进而得出,对于太平天国妇女地位的评价应该公正客观。在人类历史中,不分国别与地域界限,女性地位的提升历程都是相当漫长而艰辛的。尽管太平天国妇女仍无法摆脱封建伦理道德思想的束缚,但是无可否认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妇女地位获得了空前的提高,太平天国在妇女解放运动上取得了重大的发展。
[21]徐义强.闽西客家萨满研究[D].导师：邓晓华;李文睿.厦门大学,2007.
摘要:
本文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中国南方闽西客家地区的萨满进行研究。文章认为,“萨满”有狭义和广义两种不同定义,中国南方客家汉族地区也存在着宗教人类学意义上的萨满,萨满应该归属于民俗宗教的范畴。人类学视野里,萨满是以一个“他者”面貌出现,是一种边缘化的文化形态,应该以文化的角度来看待它,并且认为萨满是透视解读客家文化和客家社会的一个窗口和媒介。
绪论部分,文章交待了选题的缘起以及研究思路,并就研究的方法和方法论取向略作说明,对相关学术史亦有简要的回顾。
第二部分作为总论,首先澄清萨满的概念以及萨满的狭义和广义两种定义,认为使用萨满的广义定义是出于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的需要,指出萨满与巫术不应混为一谈,并探讨了萨满与中国文化的关联。
第三部分以客家神婆为重点,展示了客家萨满通灵的途径和仪式。探讨了萨满的观念世界。“三界宇宙观”是萨满宇宙观中最基本的宇宙模式,萨满灵魂观念的基础是“万物有灵”。
第四部分在交待了中国南方客家地区民间信仰体系的基础上,讨论了萨满与客家社会的关系。认为萨满在客家社会有很长的历史,随着时代发展也历经变迁,萨满在客家社会中一方面被认为是迷信,一方面扮演重要的作用,萨满还影响客家人的价值观、生命观。
第五部分对客家萨满与中国北方萨满以及台湾的乩童、鸾手、查某佛等逐一做了比较。
第六部分反思了一直以来对萨满认识上的简单化,认为人类学的视野里,萨满是一个一直被误解甚至极力被贬斥的群体,对其种种偏见应得到消除。
[22]钟文烘.利益与意义[D].导师：曾少聪.中央民族大学,2007.
摘要:
本文是关于认同的个案研究。本文的田野点选在作者的家乡——福建省上杭县一个村庄。根据人类学传统，为保留访谈对象的隐私，笔者给田野点取名钟村——钟姓单姓村。上个世纪中期以来，钟村经历了从族群身份不明到自报为汉族，认同为客家，再经申报被批准为畲族的民族身份流变过程。从民族／族群角度看，钟村已不再是原生的客家或畲族村庄。但从认同的能动性来看，这个处于闽西客家聚居地区的“畲族孤岛”又是研究民族／族群认同的一个绝佳样本。
作者在民族学理论方法的基础上，试图用当地人的眼光来看待并理解他们的眼中的“世界”，去理解人们为什么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场合会作出不同的“我群”认同。
资料收集方面，本文以田野调查为主，文献检索为辅。笔者于2005年暑假开始，前后三次共用三个多月时间在当地调查，参与了迎神赛会、婚礼、二次葬、各类祭祀等仪式活动，并访谈村民，了解他们日常生活的细节，他们对各种活动的感受，即听取他们对自己行动的解释。同时，作者也参阅了地方志和族谱等，以求对地方史与社区文化有整体把握。
在此基础上，笔者运用阐释学方法描述钟村的日常活动、节日、仪式，分析其背后的意义和认同作用，又通过经济生活、集体记忆、方言认同、礼物交换、宗族仪式等层面的描述和分析，论证了钟村认同的流变和社区内不同阶层操控认同的能动性。
本文第一章介绍钟村日常生活，特别是季节历，即通过生产活动和节庆活动的安排来揭示当地人的时间观、宇宙观与人观。通过他们的神灵谱系解读目标社区成员如何界定“我”和“我们”。
第二章通过描写和阐释钟村的历史记忆、空间布局、经济生活、方言、人际交往、宗族认同等，揭示村民认同实践中的“原生”因素。
第三章通过分析乡村精英对两次重要事件中的操控和由此导致的认同流变来理解多重认同实践背后的利益与意义。
笔者将钟村案例与前人研究相比照，提出如下见解：
民族／族群认同与人的分类观念和社区所处的社会结构体系紧密相关。认同的本质在于通过传统意义体系和当前结构场景对人进行分辨和分类，并据此采用不同的行动准则与人打交道。虽然认同和外在表现主要是对社会世系的文化认定，但经济生活、地域范围和时代精神也有相当影响。处于权力体系边缘的族群在认同实践中时而努力淡化一些特征，时而又因文化再生产的需求而伸张一些特点。在多元文化背景下，这种能动选择构成基层社会文化创新的源泉。
[23]杨亚东.中西文化之间的韩素音[D].导师：樊得生.兰州大学,2007.
摘要:
韩素音是20世纪著名英籍华裔女作家。本文在梳理韩素音在国内呈现的三种形象及这种形象的形成过程的基础上，将韩素音置于中西文化之间：即她同时属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又同时不完全属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这样一个中西文化交融、碰撞的复杂语境中加以考察，从而将对韩素音的认识上升到一个较高的层面，获得一种比较辩证、全面的认识。
因介绍研究的视角不同，韩素音相应呈现出三种不同的形象：客家文化名人、爱国人士及跨文化之桥。通过深入探讨这三种误读产生的原因、方式及结果，我们认识到：第一，韩素音强烈的文化认同感的内在动因是身份认同的焦虑，根本原因是文化归属的危机。认同的双重性是她对所遭受的文化上的双重疏离的心理应对。自传的写作是摆脱焦虑的努力。第二，韩素音对中华民族的热爱和对帝国主义的批判表明了她第三世界人民的立场，但在这种立场下，又潜藏着自己身处第一世界的优越感。这种双重立场的存在，既有她自身经历的原因，又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必然。第三，韩素音被视为跨文化的桥梁，但同时，她作为公民在生活中遭到双重拒斥，作为作家在文学史中遭到双重拒斥。
[24]洪英.潮安畲语词汇比较研究[D].导师：林伦伦.汕头大学,2007.
摘要:
畲民是闽粤赣三省结合部山区的古老居民之一，现主要分布在福建、浙江、江西、广东、安徽80多个县、市的部分山区。畲族内部交际时，分别使用两种语言：居住在广东罗浮山区的惠东，海丰和莲花山区的博罗、增城四县共1200多称“活聂”的畲族使用的是属于苗瑶语系的一种语言，学术界一般称为畲语；其他占全国畲族总人口99％的畲族，包括潮安县畲族，使用的是另外一种语言，研究者称为畲话，以与畲语区别。本文一律称为“畲语”，所说的“潮安畲语”，是指潮州市潮安县境内的畲族人民所说的语言。
潮安畲语分布在广东省潮安县凤凰镇的石古坪村，归湖镇的碗窑、山犁村，文祠镇李工坑村。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潮安畲语词汇，目的是通过与周边闽客赣粤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比较，对其语言的使用现状作一个全面的了解，同时探讨语言(方言)的交流接触及其发展变异的规律，试图对其语言系属作出比较客观的分析和结论。
全文分四大部分，第一部分简要介绍了潮安畲语人文地理概况、语用现状，对其声韵调系统作了简要的描述和讨论；第二部分列出了潮安畲语分类词表；第三部分是全文的核心部分，将潮安畲语分别与周边汉语方言，即潮汕闽语、客、赣、粤方言以及南方侗台语族和苗瑶语族进行了详尽的比较；第四部分结论，在第三部分词汇比较的基础上对潮安畲语的系属进行了详尽的讨论，认为潮安畲语从词汇角度上看是一种保留其底层成分的多层次、多来源的混合型语言。
[25]李玉娇.广东梅州客方言词汇内部差异比较研究[D].导师：邵慧君.华南师范大学,2007.
摘要:
客家方言是汉语七大方言之一，而梅州客话一直被国内外学者认为是客家方言的代表。本文通过对梅州的梅县、蕉岭、平远、五华、兴宁、大埔、丰顺这七个方言点的词汇进行调查，全面地描述了梅州各县市客家方言词汇的概貌，用统计的方法对其内部的差异作了细致的比较和分析，从而考察梅州客家方言词汇的内部差异，并且探究其内部差异的成因。特别是对与外省市接壤的周边各县的词汇进行考察和分析，因为这些县市或是交通阻塞，与外界交流接触少；或是与外界经济文化交流较多，受到强势方言粤语的影响；或是与潮语区的县市比邻，受潮汕方言的影响和渗透。总之，梅州这些周边县市的词汇各有各的特色。做好梅州客家方言词汇内部差异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客家方言的个性特征，推动客家方言词汇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同时，本文也为粤客、闽客方言的词汇接触提供了旁证。
[26]曾欢玲.《古香阁诗集》校注[D].导师：左鹏军.华南师范大学,2007.
摘要:
有清一代，广东梅县地区出现了文学创作的繁荣局面，涌现出许多有影响的著名诗人，如宋湘、黄遵宪、丘逢甲等，他们如明月当空耀彻整个岭南文坛，而如繁星点缀其间的诗家文人有成就却在文学史上少有提及。从文献整理的角度来看，有必要且必须对这类诗人诗作进行校勘注释，以利于整个文学史的研究。被誉为“岭南三大女诗人”之一的叶璧华即为其中一位。叶璧华的主要著作是《古香阁全集》上下卷，其中上卷为诗，下卷为诗词文赋并录。其诗词幽婉缠绵，字字珠玑，声声如诉，深得时人赏识。
本文将对《古香阁诗集》进行研究，主要是搜求诗集的不同版本并进行校勘注释。《古香阁诗集》有光绪二十九年(1903)嘉应西门外奇珍阁刊刻本、梅县诗社1999年重刊本、叶启铮诗词选本、《梅水汇灵集》选本、《嘉应文学史》选本以及《梅水诗传》选本。本文以奇珍阁刊本为底本，着重参校梅县诗社重刊本，以其它选本为辅助参校本，对《古香阁诗集》进行校勘注释，力求为叶璧华研究提供一份较为完备可靠的文献资料。
另外，本文亦对叶璧华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进行分类整理研究，同时也介绍叶璧华的生平、创作概况等，并将一些研究资料进行辑录整理，使读者更多地了解其人其诗。叶璧华之诗有忧患时事的激愤亦有咏物感怀的闲逸，有酬赠唱和的诚挚亦有离鸾寡鹄的悲鸣，时代的风雨都蘸透她的心灵并经由笔底之花汩汩流出，汇成一部近代客家妇女的心灵发展史，记录了这个特殊的、伟大的时代在一个客家妇女心里的投影，总之，其人其诗非常值得后人学习研究。
[27]蒋燮.赣南客家传统采茶戏《睄妹子》的音乐文化考察与研究[D].导师：赵宋光;周凯模.星海音乐学院,2007.
摘要:
赣南客家采茶戏,近几百年来一直活跃于南赣大地,是老依们喜闻乐见的地方戏曲剧种之一。作为赣南客家文化沉积的产物,她也在当地人民的社会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赣南客家采茶戏的表演风格日趋鲜明且富有地域色彩,并逐渐积累起近百出传统剧目。
本文将赣南客家采茶戏的一出经典传统剧目——《睄妹子》定位为研究对象,意欲对其音乐文化进行较为全面、深入、立体的考察和研究。立足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借鉴民族音乐学的多重性思维方法,本文拟从文化背景、实地考察、音声形态、行为结构、观念特征等多维视角,展开微观调研与宏观视域相互结合、主位立场与客位立场相互补充、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相互映照的理论阐释和分析论证。基于对赣南客家采茶戏音乐的文化背景追问,笔者开展了以研究对象为中心的两阶段实地考察活动；围绕在民间戏班现场采录的《睄妹子》,笔者探讨了其“乐”的音声形态、行为结构和观念特征；通过对《睄妹子》“乐”的三种组合元素相互关系的深入思考,笔者揭示了《睄妹子》音乐文化的认知结构框架及其透射的三层面人类学价值；放眼于民族音乐学学科认知进阶图景,笔者还展望了赣南客家采茶戏音乐文化研究乃至客家音乐文化研究的前行之路。
[28]李晓文.赣南客家地区许真君信仰研究[D].导师：罗勇.赣南师范学院,2007.
摘要:
研究地方社会及其民间文化,民间信仰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离统治中心较远的赣南社会为民间信仰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唐宋以降,特别是明清时期,赣南地区民间信仰异常发达,成为当地的一大特色。而民间信仰是以各路神明为载体的,本文以这一区域的主神——许真君为研究对象,旨在通过对许真君信仰的探究揭示地方社会的发展历程与社会变迁,以及民间信仰在地方社会的整合功能。
文章通过对许真君信仰传入赣南的年代、途径以及万寿宫在赣南的数量、分布与真君庙会等相关内容翔实地考述,从历史脉络中动态地“还原”了许真君信仰在赣南“客家化”的过程。文章认为赣南的许真君信仰最早是在元朝时期由净明道道士的布道而传入的;明清时期是许真君信仰传入赣南的高峰时期,其传播与发展的过程主要分三个阶段,其中官方集团在这一过程中起主导作用。文章还通过几个许真君信仰的个案分析,认为许真君信仰与赣南乡村墟市的商品交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民众加入许真君信仰等于是购买了墟市的“入场卷”,万寿宫成为墟市拥有权的象征场域;同时许真君还充当了地方社会“父母官”的角色,在赣南错综复杂的宗族关系中,许真君信仰调适着宗族之间的互动,维护着宗族之间的和谐发展,从而为赣南传统社会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秩序空间。
[29]徐翀.仪陇客家话语音研究[D].导师：高廉平.西南大学,2007.
摘要:
仪陇客家话随着客家人入川至今已200多年，在与西南官话(仪陇话)的融合过程中既保留了客家话自身的语音特征，又深受西南官话影响，显现出向西南官话靠拢的趋势。
本文第一部分从声母、韵母、声调、声韵配合、同音字汇五个方面分析了仪陇客家话的语音系统。仪陇客家话有声母20个，韵母39个(不包括自成音节的m)，声调6个。声韵配合关系是：p、p‘、m、f、v不与撮口呼相拼；ts、ts‘、s只拼开口、合口两呼；t、t‘、k、k‘、h、(?)可与开口、齐齿、合口三呼相拼；n可拼四呼；t(?)、t(?)、(?)、(?)只拼齐齿、撮口两呼。m可成为独立表意的辅音音节[m]。
第二部分是对仪陇客家话的语音考察，分为语音特征分析、底层考察和现状分析。语音特征分析是将仪陇客家话与《广韵》音系作对比分析，其中涉及到梅州客家话、赣南客家话等。底层考察从入川客家人的迁徙情况和族谱资料对仪陇客家人的来源作了考证，得出仪陇客家话的底层应来自粤北客家话。现状分析即是将粤北客家话语音的共同特征和仪陇客家话语音特征作对比分析，求出仪陇客家话的演变痕迹。
第三部分是归纳仪陇客家话的语音特点，并简要分析其演变原因。
[30]王斯妮.客家文化背景下的英语教与学[D].导师：唐德根.湘潭大学,2007.
摘要:
外语学习总是在母语的背景下进行的,而母语与目的语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往往会给目的语的学习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研究和探讨母语在外语学习中的“迁移”现象一直来为语言研究者以及外语教学工作者们所关注的话题。然而,我国在汉语对外语学习的影响的研究中,所依据的汉语基本上是以普通话为基准的,对于语言的变体——方言的关注却偏少。事实上,方言是我们大多数人最早接触的语言形式,其对于我们的影响也许是终其一生的。作者在从事地方院校的教学中,深切地感受到地方方言对学生外语学习的影响,因此,本文致力于研究客家文化背景下的英语学习,力求通过对比分析,从语言与文化的角度探讨客家方言地区的英语学习者所面临的困难及其根源,旨在探索客家文化背景下英语教学的特点与规律,以提高客家方言地区的英语学习者的英语学习效率和水平。
本文首先阐述了语言和文化互相依存密不可分的关系,旨在说明语言学习和文化学习是相辅相成的。以此反思,母语对外语学习的影响不仅有来自语言层面的影响也有来自文化层面的影响,而作为语言和文化变体的地方方言和文化也势必给该地方的外语学习者带来一定的影响。为探讨客家方言和文化对英语学习所造成的影响,文章借鉴了前人的“迁移”理论和研究成果。该理论认为,在母语和外语有差异的地方,学习者的母语知识会干扰外语学习,即产生负迁移;而在母语和外语之间的相似之处,母语则会对外语学习起积极的帮助作用,既产生正迁移。母语迁移是外语习得中无法避免的现象。本文利用对比分析,研究了客家方言在音段音位、句法结构和语用等方面与英语的异同极其所带来的影响。在分析对比中,文章得出以下结论:在语音上,客家方言对英语语音学习所带来的负迁移甚于正迁移,特别是在1)当英语的元音或辅音在客家方言中没有对应的元音或辅音时;2)当英语的某些元音或辅音与客家方言中的某些元、辅音“听”似相同,实则有别时,学习者往往在摸不准发音方式、方法的困惑中求助于母语的发音习惯,造成母语对外语发音准确性的地影响。因此,了解母语和目的语各自的语音和发音特点,对比分析二者之间存在的异同,有助于学习者更准、更快地掌握好英语的发音。在语法和句法结构上,客家方言作为汉语的变体除了具有许多与汉语普通话共同的特点外,还有着自己的语法和句法特点。有趣的是,无论在语言的形式上还是功能上,客家方言与英语之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其中的一些相似之处是汉语普通话与英语之间所不具有的。合理地应用这些相似之处不但能提高学习者的英语学习兴趣,还能使学习者从二者的比较对照中获益匪浅。文章还在语用方面分别从词汇缺失和词汇内涵两方面探讨了客家方言和英语之间由语言差异所造成的语用语言失误,从称呼和价值取向两方面探讨了客家方言和英语之间由于文化差异所造成的社交语用失误。以此警醒学习者在外语的学习中不能只注重语言形式的学习,而忽视语用能力和文化意识的培养。本章节最后在承接上一章分析研究了特定的历史、迁徒的经历和僻处山地的生存环境等所造就的客家人的文化心理特质的基础上,探讨了其对英语学习所产生的正、负影响:一方面,客家人所具有的好学、勤奋刻苦、求知欲强等特点,无疑对他们的英语学习起着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集体主义的价值倾向和保守的中庸心理特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英语学习者在课堂上畅所欲言、张显个性的表现,因而不利于他们英语口语的练习和表达;浓厚的宗族观念使学生习惯于听从和服从老师,不利于教学的中心从“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的转换;较强的面子观念,使一些学生怕出错误“丢面子”而放弃回答问题、展开对话;而内敛、腼腆和人际交往被动的心理特质,则不利于他们英语交际能力的发展。这些气质特征都有碍于客家学生的英语学习。
文章最后探索解决问题的英语教学策略以及英语学习策略,教学策略包括:1)提高文化意识以及语言迁移意识;2)利用好正迁移防止负迁移;3)熟悉学生的地方方言和文化;4)关注学生的客家文化心理;5)强化异域文化的教学。学习策略包括:1)提高语际和文化差异的敏感性;2)培养对目的语文化的移情;3)界入文化体验;4)克服客家文化心理的不利因素。
[31]吴伟琴.北海粤方言词汇比较研究[D].导师：宋金兰.首都师范大学,2007.
摘要:
汉语方言研究的传统由来已久，但人们一直把研究重心放在语音上，相对而言，对于方言词汇的关注则明显不够，词汇研究始终处于方言研究的从属地位。近年来，随着方言调查和研究的发展，对一个地方方言词汇进行全面的、多角度的描写和分析的文章才日益增多，然而从比较的角度对一个地方方言词汇作专门的分析研究的文章还是较为少见的。本文就是从方言研究的这一薄弱环节入手，对北海粤方言词汇进行一次系统的比较研究，希望能为汉语方言研究的深入发展尽一点微薄之力。
本文主要从横向和纵向两个角度对北海粤方言词汇进行比较研究。横向的比较包括北海粤方言词汇的内部比较以及与普通话词汇的比较。纵向的比较指北海粤方言词汇与古代汉语词汇的比较。本文试图通过比较来展现北海粤方言词汇的基本面貌和揭示其特点，进而加深对北海历史和文化的了解，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北海粤方言和广西粤方言提供一份词汇方面的参考资料，也希望能为北海人学习普通话提供一些帮助。
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是绪论。这一部分主要对本课题的研究现状进行归纳分析，点明本文的选题依据、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和意义。第二章是概述部分。作为全文的铺垫，简要介绍北海地区的地理概貌、历史沿革以及北海的人口、方言情况，让读者对北海和北海粤方言的相关情况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为全文的展开提供一个认识的前提。第三章通过对北海五个粤方言词汇作内部比较，揭示其内部的共同性和差异性。第四章将北海粤方言词汇与普通话词汇作词义、词形、词源三方面的比较，分析北海粤方言词汇的特点。第五章将北海粤方言词汇与古代汉语词汇作比较，重点对保留在北海粤方言中的81个古语词进行一一考释，旨在弄清北海粤方言词汇对古代汉语词汇的继承和发展情况。第六章是结语，是根据以上的词汇比较分析而初步得出的若干结论。
[32]刘起昆.客家方言词源考索[D].导师：谭伟.四川大学,2007.
摘要:
客家方言是漢民族共同語的一個分支，它以廣東的梅縣話為代表。自“五胡亂華”始，中原漢人大批南遷，在經過長期流徙以後，這批被稱為“客人”的中原漢人最後定居於今天粤閩赣山陵地带及湖南、四川、臺灣、海南等地，其所操的語言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漸漸定型下來，最終形成一種源於又區別於漢民族共同語的獨立的、純潔的、活潑的和豐富的客家方言。
在客家方言中，有這樣一部分詞語：它們無論在語音還是在語義上，都與中原古漢語相同或相近，這是研究古代漢語語音、語義變化發展的及格為重要的材料，對這部分詞語的研究有助於我們認清中原古漢語的語音語義真貌，有助於我們把握中原古代漢語語音語義的變化發展脈絡。
然而，但客家方言作為漢民族共同語的一個分支並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客家方言詞語材料對於中原古代漢語的極其重要的學術價值並為得到學術界的肯定。此前及目前的研究也只是零碎而簡單的，大都注重意義的研究，而忽略了語音的索源對比。
於此，本論文特選客家方言中八十八個單音節詞從詞源上進行了較為認真嚴謹的考索。
[33]钟晋兰.乡镇墟市与民间信仰的历史人类学研究[D].导师：林国平.福建师范大学,2007.
摘要:
本文以清末民国的闽西为研究中心，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分析与探讨了乡镇墟市与民间信仰问题。认为：1、闽西乡镇墟市的民间信仰构成之所以千差万别，丰富程度相距甚远，是墟市规模大小、宗族构成、墟市位置、货物流向、墟市的双重性、墟场大姓的影响以及墟市周边乡村信仰构成等几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2、透过墟市神明活动可以反映墟场所在地的地域特征，在宁化县安远墟，每年六次规模较大的神明活动反映出安远墟场流动人口较多，货物交易频繁；在社会结构上，少强宗大族，多小姓弱房；在民众的生计方式上，以农业与商业为主；在地方事务中，地缘与业缘因素比血缘因素的作用更大。3、国家与地方两种力量往往同时在墟场的民间信仰中得到体现：在宁化县河龙乡伊公信仰的缘起中，国家与地方两种力量几乎是同步的；伊公信仰的扩大受到了官方的推动、经济交往的延伸、姻亲关系的牵引、宗族迁移的播散以及抚慰乡民焦虑心理的需要所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地方的力量占了主导，但国家仍然起着重要作用。
[34]陈曼娜.闽西客家妇女的音乐行为及社会文化内涵[D].导师：蓝雪霏.福建师范大学,2007.
摘要:
客家妇女的社会地位研究正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笔者采用文化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田野调查和女性主义的社会性别理论与方法，以素有“客家发祥地”之称的客家重要聚居地——闽西的客家为切入口，对其妇女的音乐行为进行分类并作描述和分析，籍此探讨其音乐行为背后的社会背景及生成原因，力图对客家妇女在客家社会中的地位有更全面的定位。本文认为：客家妇女是客家音乐创作的主力军，客家妇女音乐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她们的音乐内容、唱法、风格都真实、生动地表达了封建礼教的束缚下和儒、道文化背景下客家妇女作为创造者、演唱者的所思所想。客家妇女以自己勤劳刻苦聪明内敛的行为维护着客家社会的稳定，她们不仅是客家物质文明的创造者，她们同时也是客家精神文明杰出的缔造者。
[35]赖汉林.石城话语音分析[D].导师：陈泽平.福建师范大学,2007.
摘要:
石城话是客家方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属宁龙方言片。石城县地处江西省东南部，北与赣方言区相接。方言性质属客家方言，但又与赣方言有着密切联系。正因其与赣方言有着密切的联系，有些学者误把石城话归入赣方言区。
在南方方言中，有入声是它们的主要特点之一，石城话的入声保存较完整。本文通过对石城话语音系统的研究，并与中古音比较，详细描述石城话的语音系统，从而明晰石城话的方言归属。
[36]曾德万.福建省武平县东留乡所属上四乡（六个自然村）客家话调查研究[D].导师：陈泽平.福建师范大学,2007.
摘要:
本文以田野调查的方法，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调查整理、记录分析了笔者家乡所在地——福建省武平县东留乡所属上四乡(六个自然村)所说的客家方言。文章以学术前人方言知识为基础，以前人学者相似的调查研究为参照来推进全文的展开。
简单介绍上四乡的地理位置和学者对上四乡所在地区的方言大致划分、标音方法、发音合作人之后，文章用三章的篇幅论述了文章的重点——语音，认为上四乡客话有21个声母，46个韵母和6个声调，声母方面认为n、(?)分立，v、(?)独立，韵母中a、α分立，u、(?)分立，声调中阳平调调值为52，连续变调使得各调类间调值相混。对于上四乡客话的连续变调、文白异读、合音现象、小称现象，文章列举了上四乡的相关语音事实，并对之作了一些解释；在第四章同音字汇中，先是列出单音字表，后列出了同音字表。前者实际上就是音节全表，后者是对上四乡客话中各个声韵调配合而来的单字的列表，全表尽可能就笔者笔力所逮列出了上四乡客话的所有单字四千余字，这些字，有些是有汉字可写的，有些是有音无字的。接下来的两章，是对上四乡客话的词汇和语法主要特点的描写。第七章是文章的结语。
上四乡客话，在学术研究上基本是一个空白，通过调查分析上四乡通行的口语，对照前人对其它客方言的研究成果，本文试图客观、真实地反映上四乡客话的原貌，为学术界研究客家方言乃至现代汉语方言提供一个点上的语料。
[37]陈潇儿.罗九香客家筝艺术风格研究[D].导师：林玲;陈安华.首都师范大学,2007.
摘要:
罗九香先生是广东汉乐客家筝派一代宗师,他把客家筝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走向世界,成为世界级的音乐艺术家,在广东汉乐发展史上,堪称为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
罗九香先生客家筝的演奏特点,严格保留着广东汉乐的原生态。其艺术风格归纳起来是:古朴淡雅,重在写意。具体说有四点:1,音色优美浑圆;2,按滑变化丰富;3,琴度出神入化;4,意境深邃高远。著名民族音乐家对他的评价是:“神功至极,匠心独具。”“其中奥妙,须言传身教方得要领。”
罗九香先生客家筝有如此高的造诣,根源在于他有高水平的文化程度、多元化的知识积累、执着的艺术探求和德艺双馨的高尚情操,给后人提供了一条可供借鉴的成功之路。
[38]雷艳萍.丽水畲话形容词重叠现象研究[D].导师：彭利贞.浙江大学,2007.
摘要:
本文主要对丽水畲话形容词重叠式的结构形式、语音形式、语法功能和语义四个方面进行了考察，以期对丽水畲话的形容词重叠现象有较全面的认识，并深化畲话的语法研究。
本文分七个部分，共8万余字。
绪论部分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对象、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并对语料来源和凡例进行说明。
第一章对畲话和汉语形容词重叠的研究作综合述评。由于长期受到畲话是一种汉语客家方言观点的影响，畲话的研究还很不充分。至于形容词的重叠，更是极少涉及。汉语的形容词重叠是汉语语法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现代汉语和方言语法学界对此已有丰硕的研究成果，通过对形容词重叠式的结构形式、语音形式、语法功能和语义的研究作综合述评，为我们研究丽水畲话的形容词重叠提供了参照。
第二章主要采用形式描写的方式，对丽水畲话形容词的14种重叠形式，即：AA式、AAAA式、AXX式、AABB式、ABB式、ABAB式、AAB式、BABA式、BBA式、BBAA式、A里AB式、ABXX式、ABAC式和XAA式，作详尽的描写。文章一方面具体地分析了每种重叠式的重叠条件；另一方面详尽地列举了每种重叠式的词语。并且运用比较法对四个调查点的AA式和AXX式的词语作了比较，发现了丽水各方言区之间的畲话形容词重叠式的词语会略有差异，并认为作为一种岛式分布的语言，各分布点之间存在略微差异是很正常的。
第三章对丽水畲话形容词重叠式的语音形式进行了描写，分析了重叠式的音变规律和语音节律。从音变情况看，AA、AAAA、AXX、AABB、ABB、AAB等重叠式与基式相比会出现音变。一方面，文章分析了重叠式发生音变的条件，认为部分“强态性形容词”的重叠式不会出现音变，而且有些重叠式有“音变”与“不音变”两种语音形式，并以不同的语音形式体现不同的程度义和感情色彩。另一方面，归纳出重叠式的音变规律，认为变调是变形重叠最主要的手段，除AA式中的第一个A重叠后调值变成55之外，其余的变调规律均同于小称变调。文章还通过比较形容词A与同音、同形的动词、副词、量词A构成AA式后声调的差异，认为形容词AA式的变调是一种语法变调。从语音节律看，所有的重叠式都有自己的节律模式，但为了强调，所有重叠式的语音节律都会发生变化。除ABAB式之外，人们往往通过拉长、读重第一个音节的方式以示强调，并且拉得越长、读得越重，就越具有夸张的意味。
第四章分析了丽水畲话形容词重叠式的组合功能和充当句法成分的能力。从组合功能看，形容词重叠式的语法意义和组合功能都有其自身的特点。一方面，它与“疑问代词、程度副词、否定词”等不能组合或不能自由地组合，有了更多的限制；另一方面与指示代词“这么”、“那么”的组合却更为自由了。从充当句法成分的能力看，形容词重叠式增强了作状语的能力。其次，与现代汉语相比，丽水畲话形容词重叠式的组合功能和充当句法成分的能力更强。这些可以从重叠式与助词“了”的关系，与指示代词“这么”、“那么”的关系以及与结构助词“的”、“地”、“得”的关系上得到了体现。文章还指出形容词重叠式“带结构助词”与“不带结构助词”会有程度义的区别。
第五章从形容词重叠式的程度意义、形象色彩和感情色彩三个方面揭示了丽水畲话形容词重叠式语义的本质特征。从程度意义分析，除ABAB式和AXX式外，其余重叠式的程度义都较基式有所强化，但这强化的“量”是一个相对的、有节制的“量”。而且不同的结构形式、不同的语音形式和不同的语法结构都会造成形容词重叠式程度义的差异，于是一些重叠式之间会构成等级序列。从形象色彩分析，除ABAB式外的重叠式都通过重叠强化了事物的某种性状，加强了描写性和状态性。从感情色彩分析，AA式、AAAA式、AXX式、AABB式和ABB式中一些词语的感情色彩会发生变化。其中AA式、AAAA式、AABB式和ABB式的感情色彩变化主要是由变调引起的，影响AXX式感情色彩变化的因素除音变之外，A和XX的感情色彩也同样影响着AXX的感情色彩。
在结语部分，总结了本文考察和分析的主要内容和主要结论，并提出目前丽水畲话形容词重叠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揭示畲话的发展趋势。
[39]郑丽鑫.闽西客家文化旅游RMP分析研究[D].导师：袁书琪.福建师范大学,2007.
摘要: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文化旅游是当今世界最高境界的旅游方式，是发展旅游业的新趋势和新热点。据世界旅游组织调查报告，参加文化旅游的国际旅游者每年有2亿4千多万，文化旅游在世界旅游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文化旅游已经成为知识经济时代追求高品位、高格调旅游方式人们的首要选择，具有鲜明文化意义的旅游景点更加受到旅游者的欢迎。
当前，闽西客家文化旅游业发展势头强势，从其潜在的优势和发展态势来看，文化旅游必将成为带动闽西客家地区第三产业发展的龙头及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理论总结研究，提出了“闽西客家文化旅游开发RMP分析研究”的观点。在理论上，针对客家文化旅游深度开发的理论缺乏系统化、科学化，缺乏多学科交叉的互动研究，笔者试图运用旅游文化学、文化地理学、旅游人类学等多学科的文献综合研究法、实地调查研究法、系统分析法，并以RMP(昂谱)分析理论为主要理论，以供需平衡原理、旅游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旅游可持续发展理论及PASOLP模型为关联理论，对闽西客家文化旅游开发展开研究，以不断丰富开发文化旅游产品的理论体系。从实践意义上，本文尝试性地从管理学、经济学等角度分析旅游资源、旅游市场与旅游产品之间的内在联系，将RMP分析理论及关联理论的核心理念应用于闽西客家文化旅游开发，提出闽西客家文化旅游产品开发战略，并在RMP分析基础上设计开发闽西客家文化旅游产品，以求利用旅游产品的独特性与针对性促进闽西客家文化旅游的发展，最后提出闽西客家地区发展客家文化旅游的对策措施，为进一步提升闽西客家旅游的整体形象奠定基础。
[40]王泽巍.福建省民俗旅游开发研究[D].导师：郑耀星.福建师范大学,2007.
摘要:
民俗旅游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旅游，以其显著的地域差异、浓厚的历史氛围、鲜明的民俗品格、独特的文化内涵以及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适应了现代旅游多元化发展的格局，成为当今旅游的一大热点。民俗旅游要求旅游经营者必须开发、利用民俗资源，才能增强旅游产品吸引力，提高文化品位，满足旅游者娱乐、休闲、求知的目的，进而推进旅游业的发展。
首先分析了本文研究的背景，接着采用理论概括和实证分析的方法，对国内外民俗旅游研究进展情况进行总结、分析；以生态经济学理论、体验经济理论、旅游人类学理论、旅游市场学等理论作为指导福建省民俗旅游开发的研究基础；福建省民俗旅游具有良好的资源发展基础，本文在研究民俗旅游资源赋存背景的基础上，从服饰民俗、居住民俗、节庆民俗、婚姻民俗、饮食民俗与崇尚吉祥物民俗六个方面对福建省的民俗旅游资源进行了深入的整理和总结；最后在分析福建省民俗旅游开发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提出了福建省民俗旅游开发的原则、模式与方式。
[41]莫育珍.从特征词看桂南平话与粤方言的关系[D].导师：韦树关.广西民族大学,2007.
摘要:
方言特征词,对认识一种方言的面貌,认识相关方言区之间的联系有着重要的意义。桂南平话和粤语由于在历史、地缘和语言特征等方面有较多纠葛,平话的定位问题一直没得到很好的解决。从特征词的角度进行词汇比较研究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本文运用相关的特征词理论,结合实地调查所得材料及相关材料,与张双庆《粤语的特征词》中的一级特征词进行比较,结合文中的特征词分析其在桂南平话中的对应情况。分为一、桂南平话三个点与之完全相同的特征词;二、桂南平话两个点与之相同的特征词;三、桂南平话一个点与之相同的特征词;四、桂南平话三个点都与之不同的特征词,并以较科学的统计方法看两者的紧密关系,同时,从桂南平话一级特征词看粤语的对应情况,以此希望在词汇方面能为解决平话的归属这一热点问题提供较为全面科学的词汇材料,推动汉语方言词汇的研究。
本文主要由三部分组成:1.导言,研究内容包括:方言特征词理论及思索、平话词汇研究综述、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本文的研究方案和工作步骤。2.粤方言的特征词在桂南平话中的对应。3.从特征词看桂南平话与粤方言的关系。
[42]李叶青.贺州客家与瑶族族群关系研究[D].导师：廖杨;覃彩銮.广西师范大学,2007.
摘要:
族群关系研究是当前民族学、人类学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区域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客家研究与瑶族研究一直都是我国人文学科研究的重要领域,然而关于客家与瑶族族群关系的研究并不多。因而本文以贺州为个案,采用文献资料分析、实地调查等方法,对贺州客家与瑶族的族群关系变迁进行历时性研究,同时着重分析了当前族群关系的现状,并论述了民族关系与族群关系的互动。
自“族群”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传入我国大陆以来,与“民族”一直存在概念之争,因而本文在引言部分首先对相关概念进行了理论界定,分析了民族关系与族群关系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贺州地处湘、粤、桂三省交界,自宋朝开始,瑶、壮、汉等民族相继迁入境内。瑶族自宋朝起开始迁入,比较有特色:是贺州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有过山瑶和土瑶两个族群,且居住比较集中;客家的大量迁入贺州是在明末清初时期,是桂东客家人数最多的地区。通过对文献资料和实地调查资料的分析,论述了贺州客家与瑶族明清时期、民国时期、文革时期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四个阶段的族群关系,并着重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阶段。客瑶族群的交往范围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文化等方面。通过长期彼此之间相互学习与帮助,族群关系从最初的接触、磨合发展到现在的和谐,并且向着良好的趋势发展。
经过对贺州客家与瑶族族群关系的历时性分析,总结了其整体的和谐性、逐渐的开放性、经济的互补与合作、文化的互动与融合等特点。民族作为上位概念,民族关系对族群关系起到一种指引的作用,族群关系又可以影响民族关系的发展,因此,贺州民族关系也具有这样的特点。贺州各族群、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既是历史融合的结果,也是贺州民族制度和相关政策正确实施带来的良好反映。但是由于历史原因,汉族与壮、瑶等少数民族之间又存在形式上的平等与事实上的不平等问题。但是,借助政府外因的促进作用,充分发挥内因的根本作用,以及汉族先进文化与技术的影响,贺州瑶、壮等少数民族不断发展本民族的经济、文化,从而使民族关系、族群关系呈现“扩散-现代化”模式,真正实现民族的平等与繁荣发展。
[43]汤春华.博白客家节日饮食习俗的调查与研究[D].导师：杨树喆.广西师范大学,2007.
摘要:
客家作为汉民族的一个特殊民系,目前,学术界已对它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但主要还是偏重于客家源流、迁徙、方言、歌谣、居室、民族特性等方面,而对于他们在当代社会中的生活研究甚少。广西拥有560多万客家人,由于历史和地理位置等原因,学术界对它的关注还远远不够。因而,本文试图通过调查、研究,采用文献学法、田野调查法和比较研究法等相结合的方法,以博白大安村客家人的节日饮食习俗为例,探讨客家节日饮食习俗在现代社会中的特点、节日饮食习俗的形成、以及在与现代文化的互动整合下的发展趋势,为进一步研究客家人和客家文化提供有利的补充。
博白客家节日饮食是典型的客家饮食,主要呈现三方面的特征:一、以团圆、喜庆为中心的节日饮食,这一特点主要体现在春节、中秋节中,客家人通过参与和制作丰富多彩的节日食品,团圆、喜庆文化渗透在饮食习俗的方方面面,并以文化的模式积淀下来,体现了客家人盼望团圆和重视团圆的饮食文化心理;二、以祭祀和纪念为中心的节日饮食,这一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信仰为中心的清明节、“七月十四”节和以纪念为中心的端午节、重阳节中,饮食的特色在于各式各样的祭品,客家人用数量不等、等级不同的神食来祭祀不同的先祖或神灵,体现了客家人崇宗重祖和缅怀先人的饮食行为;三、以农事为主要内容的节日饮食,这一特点主要体现在社日、冬至节中,节日饮食的主要内涵是为了求的五谷丰登、人畜两安,是传统农事观在饮食目的上的体现。同时,本文通过传统和现代客家人对节日饮食的不同态度的对比,深刻反映了客家节日饮食习俗的文化适应性。总之,节日饮食习俗的特点体现了客家人的价值观,是客家文化的折射。
然而,这种独特的饮食习俗并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是客家人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在此过程中,他们一方面带来中原饮食文化的基因,族群记忆中的饮食思想、饮食观念,使得客家人看似比汉人更加汉人;另一方面,不断的吸收以壮侗语族为主的百越族饮食,特别是壮族的饮食习俗,对客家节日饮食习俗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发挥客家人的聪明才智和善于创造的本领,利用博白独特的人居环境创造新的饮食,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博白客家节日饮食习俗。
习俗是一个活的文化形态,饮食习俗在应对现代文化的不断发展过程中,也是一个不断吸收、不断融合的过程。客家传统节日饮食习俗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然而,现代文化正如潮水一般涌进客家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有着开放性格、善于吸收、善于创新的客家人,在吸收现代文化的基础上,正以自觉的步伐向现代化靠近,传统的节日饮食习俗将随着客家人认识的加深而不断改变着:在宗族、族群间发生互动整合,使得族群间的饮食习俗趋于一致,从更大的范围内创造有利于本土文化发展的客家节日饮食;与现代健康养生观念的协调整合,剔除其节日中的不良饮食习俗,形成具有客家特色的健康节日饮食习俗;与现代旅游资源的开发整合,充分利用旅游业的发展,积极开发节日饮食中客家文化内涵深厚、风味独特的饮食资源,丰富和繁荣客家节日饮食习俗。
总之,通过对博白客家节日饮食习俗的探讨,展示现代客家人在节日中的真实生活状态,从而为客家节日饮食的村落研究提供一个典型的个案,并以此透视整个客家文化发展的历史、时空文化交流整合的本质。
[44]冯智明.贺州客家人祭祀饮食习俗调查与研究[D].导师：杨树喆.广西师范大学,2007.
摘要:
作为中华文化中的一元,客家文化必然显现出内部的均质性与复杂性,然而长期以来的客家研究偏重于客家文化和族群精神的普同性特征,忽视了作为“地方性知识”传承载体的地域性文化差异。切合到客家饮食文化研究领域,聚焦点多集中在对闽粤赣交界地客家人饮食文化特征的概观性描述。以广西贺州客家生态博物馆筹建馆区白花村为调查点,从微观视角观照客家饮食文化,无疑是对此种格局的突破与解构,不仅能反映出广西客家人的生存状态与由此生发的饮食文化,而且还能在具体而微的民俗细节里窥探客家饮食文化与地方文化的关联,把握客家族群精深微妙的精神文化特质。
本论文试图通过田野调查,从参与者行为的视角出发,以客家文化历史与现实环境为背景,从客家人信仰活动之献祭入手,考察与之相关的饮食习俗。分析客家人祭祀饮食习俗的结构与象征意义,探寻支配行为主体的潜在力量和这一存在演绎的现代功用。解读客家人祭祀饮食习俗蕴涵的客家人民俗信仰等多重文化特质,管窥客家饮食习俗的真正内涵与意义,更深层次地触及有着历史传承性与兼容性的客家社会。
论文主体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调查点白花村的基本情况进行介绍,包括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社会空间等;描述当地客家人信仰状况和主要祭祀活动,并且探讨祭祀活动与饮食习俗的关系。
第二部分从具体的祭祀活动中食物供品的献祭入手,探讨祭品的准备、呈现与处理以及围绕其产生的一系列民众实践的内在运作体系,具有的象征意义与符号价值,并分析蕴涵其中的客家人思维模式。揭示不同祭祀活动中食物供品差异的表征、隐喻以及背后的文化法则。
第三部分通过对客家人祭祀活动中“福餐”饮食行为类型、组织、仪规的阐发,解析其起源、现实实践与意义的表述。解读这种广泛存在的饮食习俗,深入洞察客家人心意信仰传承、角色分工和村落结构。
第四部分从总体上把握客家人祭祀饮食习俗的社会文化功能和传承动力,并对时代变迁中传统民俗文化的现代走向作出来自田野的思考。
笔者认为白花村小盆地农耕生产生活方式和“聚族而居”的家族制度,造就一种独特的客家文化生态环境,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祭祀活动贯穿民众人伦生活。以食物祭品为中心的献祭和共饮“福餐”的象征性祭品消费饮食行为共同组成了客家村落完整的祭祀饮食习俗形态,形象的诠释了民众对“福”的理解和祈盼。
[45]谢菲.博白客家人生礼仪饮食食俗的调查与研究[D].导师：杨树喆.广西师范大学,2007.
摘要:
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带是我国客家人聚居的地区,历来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焦点,前人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进行了阐释与解读。对于处于客家祖地边缘的广西客家,学者们甚少关注,饮食文化研究更是罕有涉及。为此,本文选取了广西博白县龙潭镇的一个客家村落——大安村为研究对象,以人生礼仪活动为背景,将研究视角定格在人生礼仪话语的一部分——饮食上,把仪式饮食视为客家村落的一种文化符号和一个整合链条看待。试图通过对客家人生礼仪饮食习俗现状的调查,探析客家人生礼仪主角及其有关的社会成员在人生礼仪过程中饮食象征的意义及其表达方式,围绕人生礼仪宴席展示客家社会群体的互动关系,揭示客家人生礼仪饮食蕴藏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社会功能。
全文共分四个部分。引言部分,梳理客家、人生礼仪、饮食研究的现状,阐述论文研究的缘起,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一部分交待调查点的自然与社会文化背景;叙述现代客家人生礼仪的状况及其一般程序,分析饮食与人生礼仪的关系;第二部分阐述人生礼仪主角饮食习俗的象征意义,具体分析饮食象征的表达方式;第三部分以人生礼仪宴席食俗的情境和宴席饮食的菜肴、仪礼为切入口,一方面视各种菜肴、礼仪为直视可见的文本,分析其特色;一方面侧重于饮食文化动态性状况即厨师技艺传承、宴席组织的探讨,总结宴席食俗的文化内涵。第四部分通过人生礼仪过程中,人生礼仪主角饮食、群食、神食三个层次方面的活动,具体解析人生礼仪饮食强化角色转换与认同、加强人际交往、沟通人神的社会功能,展现大安村客家人的心理观念和生活理念。
笔者认为,历史的积淀与生活的创新在不断地解构与重塑着大安村的人生礼仪饮食习俗。富有心智与创造力的大安村人通过人生礼仪饮食习俗的展演,展示了地方生活的策略和逻辑,彰显了乡民文化的价值取向,使其成为客家村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46]黄林.博白县客家饮食习俗调查与研究[D].导师：杨树喆.广西师范大学,2007.
摘要:
客家作为汉民族的一个支系已经在学术界达成共识。客家人曲折漫长的迁徙史、艰苦卓越的开创史与中华民族的其他民系相比,凸显出鲜明的个性,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体系,因而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客家人分布广泛,是一个族群意识大于地域概念的群体。在秉承汉族文化底蕴之上,由于各地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周边族群的历史、宗教信仰等等元素的不同,各地客家社区人文表现出丰富的地方性和多样性,如何全面准确地定义客家文化,客家文化的整体面貌特征及内涵是什么,在学术领域尚是一个没有厘清的问题。以往的研究多以传统客家社区为对象,对其它客家移居地研究发掘不够,只能说做到局部实证而缺乏宏观视野,回答上述问题难免出现以点代面以偏概全的不完全结论。因而,如何运用众多资料,分析不同地方客家文化的特征,在“地方文化”的共性与个性中从宏观上把握客家文化的普同性规律,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扩大视野,加大对其它客家区域研究开发的重视,加强个案分析,对丰富补充现有的客家文化体系无疑是很有意义的。根据具体个案和整体分析,在对民俗特征和文化事象解释的基础上,从不同的地方性客家文化中找出客家地区文化的共性,进而归结出其之独特性所在,有助于客家文化定义的辨析和内涵的界定,这是本课题立意之源起。
饮食文化是特定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贯穿了人类社会物质、精神与制度文化的产生发展,是社会文化心理的直接投射。饮食习俗作为民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是饮食文化的地方性表现。本文即以饮食习俗为切入口,以村落为单位,选择龙潭镇纯客家村——大安村为田野调查地点,通过访谈、文献、参与观察、日志等方法,梳理村落的饮食习俗,从日常饮食、祭祀食俗、信仰食俗、人生礼仪食俗与筵席、饮食礼仪、饮食制作场所――厨房、灶、水井的建筑和使用等多个角度进行扫描。在调查资料基础上,对饮食民俗事象进行描述性解释,运用比较、功能分析、文化变迁理论等研究方法,观照其深层社会心理,透视闽粤赣传统地区衍生的客家母体文化在博白的传承与变迁。
这些不断历经变容而得以留存的民间文化蕴涵了民众普遍的生存需要、价值理念与审美情趣。这些文化心理是否为各地客家人所共有,它们是否能够体现客家文化、客家精神的精髓所在,同时,比照其它客家地区地方性文化和其变容,是否能够从中找出一些普同性规律,从而建立更具普遍意义的资料使用原则和理论构建方法,这尚待更多人共同加入研究探讨,亦是本文的目的和意义之所在。
[47]黄春.陆川客家人食猪习俗的研究[D].导师：杨树喆.广西师范大学,2007.
摘要:
广西客家研究逐步发展与深入,本文从广西客家饮食文化这一方面切入,以客家人聚居地之一——陆川为调查地进行研究,旨在从微观上了解陆川客家人的食猪习俗,进而从宏观上了解其饮食习俗及内蕴,从饮食的表象深入到内部进行探究,挖掘其所具有的文化内涵,从而从一个方面揭示出陆川客家人的文化心理和精神观念,充实广西客家历史文化及族群文化研究文库。同时在实际操作中亦可为陆川猪品牌产品的开发利用提供参考,促进陆川客家地区的人文建设和经济发展,进而为广西饮食文化的研究和开发利用,以及广西的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做出相应的贡献。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查阅文献资料法;田野调查法,即到陆川县乌石镇乌石街实地调查,以个案作为研究对象;理论分析法,即运用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医学、历史学等学科理论进行研究,以探求陆川客家饮食文化的特色,进而揭示其文化的精神、气质和内涵;比较研究法,即以饮食为主线,将陆川客家人的食猪习俗从其饮食习俗的各个层面提取出来作横向与纵向的比较研究。
本文认为乌石街客家人日常生活的食猪习俗与节日庆典中的食猪习俗有许多不同之处,但也有相通点,尤其是在社会经济日益发展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的条件下,两者的差距有所缩小。但节日庆典有其特殊的文化内涵,因此节日庆典中的食猪习俗所具有的祭仪象征等意味就比较明显和浓厚。同时,无论是日常生活中的食猪习俗还是节日庆典中的食猪习俗,都处在一个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中,只是前者变化相对快些,后者则相对缓慢。
家庭风味与餐馆饭店风味的差异本质上是由于两者的性质不同。小家庭在选料、烹调方式、味型等方面局限性比较大,家庭成员对食物色、香、味、形、器、质等的要求也不高,更看重营养、方便、适口和实惠。餐馆饭店出于市场的需要,必须通过多种途径,采取多种方式满足顾客的需求,增强竞争能力,因此对菜式及菜肴的各方面都十分注重。餐馆饭店风味对时代的变迁比较敏感,模仿跟进比较迅速,而家庭风味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餐馆饭店风味影响的。
乌石街客家人用猪进行食补食疗的方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及人们健康观念的变化,乌石街客家人以猪为补为疗的方式更趋科学化、多样化和大众化,且更注重色、香、味等美学价值。
在饮食禁忌方面,随着人们认知水平的提高,许多禁忌逐渐消亡,由于乌石街整体情况比较复杂,环境与居民层次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家庭之间的差异也比较大。于此同时,一些外来的、新生的禁忌在或大或小的范围内出现,使禁忌呈现出复杂的面貌。
当地的风味菜肴乌石白切猪脚、陆川烤乳猪和夹心芋头扣兼具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双重特性,作为乌石街客家人喜爱的菜肴,特别是作为年节和喜庆之日的食物,三者身上体现出乌石街客家人强烈的趋吉心理,表现出他们祈求平安幸福、向往进步光明的价值取向,从大的方面反映出饮食中的猪在乌石街客家人生命中的文化透视。
猪作为乌石街客家人的娱神礼物也在“整全”与“部分”、“生”与“熟”这两对二元对立经典命题的效力范畴之中,具有同样的性质与特征。用以祭祀的猪最终多为人所享用。在人们看来,祭品是因为神灵的福荫而得到的,是神灵赐予人类的,供过神灵的祭品沾上了神灵的灵力,具有避邪的功能,是吉祥与幸运的食物。在一般人的观念中,享用神灵的恩赐绝非不敬,而是供奉神灵的方法,因此娱神最终变为娱人,娱神的礼物最终成为娱人的礼物。无论是献祭给神的礼物,还是馈赠给人的礼物,猪肉在其中都起到了纽带的作用,将人与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联系得更密切更牢固。在某种意义上,礼物是送礼者对送礼对象的贿赂。猪肉作为礼物既娱神又娱人,对乌石街的客家人来说,猪肉是最一般的礼物,也是最大的礼物。
客家人的饮食习俗因特定的生活环境而形成,必然也会因现实生活环境的变化而改变。陆川县乌石街处在交通相对便利、贸易比较兴盛的地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乌石街客家人的食猪习俗由于改革开放的深入、对外交流的频繁、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饮食观念的革新等诸多原因而发生了演变。陆川猪作为陆川客家人重要的食物资源具有较大的优势。陆川与周边的博白、北流、容县、玉林等县市构成了一个客家文化圈,当地人开始重视陆川客家饮食的开发和利用。但值得重视的还有在开发和利用的过程中要关注族群心理,突出地域文化特色等问题,重视创造文化的“人”及其文化的发展变化,重视一切现象背后的文化意义。
[48]刘春艳.陆川县客家饮食习俗的文化适应与传承困境[D].导师：杨树喆.广西师范大学,2007.
摘要:
文化的适应及如何传承一直是人类学界和民俗学界共同关注的一大版块,以往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不同族群的文化适应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就国内可以见到的研究成果来说,学者们的研究材料翔实,论述细致,见解深刻,为我们后来者的研究做了较好的示范。但是,广西客家人饮食习俗的文化适应却一直是学术界的研究空缺和学术盲点,为了弥补学术界的研究空白,本文选取了位于桂东南客家聚居区陆川县的一个纯客家乡镇——乌石镇作为观察对象,具体阐述陆川县客家人的饮食习俗是如何适应新时代和新环境的,并探讨其在传承中潜存的问题和解决的途径。
本文尝试运用民俗学、人类学参与观察、深度访谈、文化深描、主客位视角的交叉互换以及动态变迁和文化整体观等研究方法与理念来展现陆川县乌石镇客家饮食文化的风貌,并将客家饮食民俗置于社会变迁的大场景中来揭示和解读其背后隐性的文化适应规则。笔者先后三次到陆川县乌石镇进行实地田野作业,力图多方面、多视角地获取客家人的饮食民俗信息,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全文主要依据饮食民俗所涵括的域限,有选择地从乌石镇民众在各种生活场景中的食物、独特的饮品、饮食制作的流程和空间、餐制这四大方面来描述当地客家人的饮食习俗,具体阐述了乌石镇客家人是如何在多重力量的制衡下对族群的饮食习俗进行积极地调适以适应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分析了生态环境、族群心理、代际认知、旅游开发以及传统的发明等诸多因素和饮食习俗的互动与制约,并详细而敏锐地探触到当地饮食习俗传承的种种困境,同时提出自己的建议以供参考。
陆川县客家人自明清时期迁入以来,适应于当地独特的资源、物产、气候等自然生态环境,以客家原有饮食文化传统为底色,融合当地的文化因子,发挥聪明才智创造出别具一格的陆川客家饮食民俗文化体系。陆川客家饮食文化从原料的选取、炊具的使用、餐制的安排和饮食的特殊嗜好等方面都浸透着对于生态环境积极调适的理念。同时,陆川客家饮食习俗文化也正遭遇着全球性人口、文化流动带来的冲击,面对外来工业化文明的侵袭,素以宽容明达、兼容并蓄著称的客家人不再是简单被动式的沿袭传统,而是迎头赶上,赋予那些包装漂亮、体面的工业化食品以情感价值,将其纳入客家社会的礼物馈赠网络,同时采取主动积极的态度进行传统的发明和创造,产生了一系列被认为是客家文化符号象征的菜肴,比如以白切猪脚、猪脚煲、扣肉卷为代表的猪肉菜肴系列,努力为族群的生存壮大拓展空间。
目前,客家饮食习俗作为一种有价值有意义的文化已经得到众多人的认可,但是其文化传承困境的潜隐使我们对其前景感到十分忧虑。从陆川乌石镇农村社区和乌石街的实际情况来看,客家人总体上缺乏族群文化的自觉,他们意识深处既不主动认同客家文化,客观上又缺少客家文化自然传承的有效路径。客家文化在陆川客家人的头脑中并没有占据一席之地,这样糟糕的景况必然不利于其未来的发展和壮大。针对陆川乌石镇客家人的现实情况,笔者建议以节日和教育这两个路径作为切入点,加以适度合理的旅游开发,从而培养和调动客家民众的文化参与和自觉意识,使他们从心灵深处萌发思想观念和价值认同的改变。
同时,本课题的研究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多重意义。以饮食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揭示陆川县客家文化的内涵和意义,为研究客家文化的地方性知识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备具一份实证材料;丰富广西客家研究的文库,对未来客家研究的取向具有某种导向性和示范性;为当地饮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提出建议以供参考,契合国家倡导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有利于地方的经济发展与人文建设;有助于了解桂东南客家人的风俗习惯,更好地实现各族群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为广西自治区的稳定和发展做出贡献。
[49]王荷珣.贺州市客家饮食文化的调查与研究[D].导师：杨树喆.广西师范大学,2007.
摘要:
论文研究的是贺州市客家的饮食文化。在简要介绍客家饮食文化总的概况,提出选贺州客家饮食文化作为研究对象的目的和意义后,文章首先分析贺州客家饮食文化的生成及其种类特点。广西贺州市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其中客家居民为全市总人口的26%,堪称广西客家大市。贺州客家人虽然生活在多民族居住的地区,但它的道德观念、思想言行、生产生活、民风习俗等文化行为主要是对汉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贺州客家饮食文化的生成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它是祖祖辈辈客家人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在创造贺州客家人自己的文化中,将本地饮食与中原菜系相结合,不断实践、不断组合、提炼、升华形成的。为了适合不同的口味,勤劳质朴的客家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将粗粮野菜变成了盘中美餐,烹调出不同口味的菜肴,形成了独具贺州特色的客家菜,它蕴含了中原饮食文化传统的修养、经验,又在艰苦岁月中吸收了古越文化精华,它伴随着贺州客家人的发展而发展,成为贺州客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贺州客家饮食这个大家族里,可以分成许多的类别,主要有主食类、菜肴类、食品类、小菜类、小吃类、点心类等。贺州客家菜享有“原汁原味,可口可心”之美誉,有别于其他菜系最显著的特点主要有:在取料方面,讲求野生家养粗种的食物,即没有污染的“绿色食品”;在刀功方面,客家菜犹如地道的客家人性格——粗犷而质朴;在烹制方面,客家菜多煮焖,多汤水,少炸烤;在风味方面,客家菜讲究鲜香、脆嫩,突出主料,酥软香浓。
论文以贺州市八步区芳林村为调查研究个案。在八步上游不远之处的芳林,背靠山岭,临江与石碑河穿淌其间,如今是一个被人誉为山环水秀、地肥人杰的地方。众多的芳林族谱家谱记载了客家人与本地人团结合作的壮举。文章从客家肴馔文化、客家饮料文化、客家饮食习俗文化、客家饮食器具文化四个层面对贺州市八步区芳林村的客家饮食文化进行介绍。芳林村客家饮食民俗古风浓厚,当地客家人从天人相应、食治养生与五味调和的思想观念出发,选择了一个独特的饮食结构,长期的历史实践证明,它是比较科学合理的。芳林村客家人的主食有大米饭、品种丰富的粥、各式各样的米制品、最重要的杂粮——番薯。客家风味小吃更是种类繁多,客家粄、客家腌菜总计有百种以上,是芳林村客家饮食文化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芳林村客家人的百菜酿,则更是贺州客家饮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一种餐桌风味,客家人迁入芳林村后,吸取了当地各民族菜酿的特色,将菜酿文化发挥到了极至。能做出这么诱人美味的佳肴,高超的烹调技艺、烹调方法多样更是客家人引以为自豪骄傲之处。芳林村客家人的烹调技艺有四大特色:一是刀工巧妙,寓趣于味,富于美感;二是汤菜考究,变化无穷,别有特色;三是调味独特,偏于甜酸,突出清淡;四是烹调细腻、雅致大方,色、香、味、形俱佳。酒文化和茶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聪慧的芳林村客家人更是将这两种文化发扬光大,别具独特韵味的擂茶,醇香清雅的米酒,其味其效让人惊叹,除酒和茶两种主要饮料,某些水果等制品也成为客家人不同季节的饮料。芳林村客家人的饮食习俗从整体上与当地其他汉民族是一致的,大都体现的是农耕民族的特点,但长期以来村里客家人以从事耕织和手工业为主要生活来源,又形成了与汉民族其他民系在饮食节俗礼仪文化上同中有异。芳林村客家饮食的习俗文化反映了芳林村客家人居住的自然环境,经济条件和客家人的文化心理,是一种综合的文化构成和客家个性的载体。村里客家人在岁时岁令中最注重的是“四季八节”,每逢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七月半、重阳节、冬至这八个节日,客家人的食俗活动较为隆重,其他的岁时令节则淡化很多。古人很早就认为,最早的礼仪是从人们的饮食活动中产生的,芳林村客家人对中原古文化的传承是很到位的,尊师重道,尊老知礼,热情好客,祭祀礼节自不必说,饮食也有礼仪和禁忌。古语有云:“美食不如美器”,无论是烹制还是盛装,美食也要精致的餐具来烘托,才能达到完美的效果,从芳林村客家饮食器具文化中,我们更能深刻感受到其独特的内涵。
通过对贺州市八步区芳林村客家饮食文化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和学术意义,而且对当前特别是今后贺州的餐饮事业、旅游事业乃至经济发展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借鉴和参考价值。一是有利于进一步了解和揭示贺州客家饮食文化的起源、发展的规律及其现状;二是可以加深认识和了解贺州市客家人的历史文化成就及其对缔造贺州市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三是可以进一步加深对贺州市客家人和本地其他汉人及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认识和了解,更好地增强贺州市各民族的凝聚力;四是有利于海外华人的爱国热忱的阐扬;五是可使贺州市新一代客家人发扬先辈的优良传统,继承先辈的优秀品德;六是有利于促进贺州市的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
[50]吕红艳.广西贺州黄田“二月二”节俗研究[D].导师：刘道超.广西师范大学,2007.
摘要:
节日是民族历史和文明的产物和象征,节日民俗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现象,它除了在表象上体现出客观自然条件的变化和极强的时序性之外;在其本质内容上,具有强烈的人文色彩。可以说,节日民俗是人们生活、生产方式和精神信仰等各方面的综合展示。而像黄田客家“二月二”节这种集信仰、社交、娱乐、经济等多种功能于一身的民俗节日,其民俗文化的积淀更为深厚。
将黄田客家“二月二”节作为个案研究,从节俗的演变及内涵解读入手探讨其本质意义和社会功能,意在认识民俗节日背后深层的信仰观念及丰富的文化内涵,探索客家民系的生存智慧——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之关系,以正确对待、全面评价节日文化。
本文在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基础上,将社日、龙抬头节及桂东客家“二月二”结合起来,主要从节俗源流、内容解读入手,综合运用功能分析、比较研究和参与观察的方法,并结合民俗学、人类学的相关知识,对三者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比较研究,从中对黄田客家“二月二”节的成因、内容、特征、功能及客家民系的生存智慧作出合理的探寻。本文的写作,力求在文献资料分析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丰富的民俗志资料,并通过田野调查获得第一手资料,以与文献资料相辅相成,在观点或结论上互为启发,互相补益。
论文主要包括导言、正文和结论三大部分。
导言部分交待了选题的来源、目的和意义、与选题相关的前人研究概况及研究对象、方法等问题。
正文分五个章节论述。第一节对“二月二”节俗的由来、发展等问题作了论述。
第二节特意选取实地调查个案——贺州黄田客家“二月二”节为例,加强论证。以实地调查资料为基础,整理分析了黄田“二月二”节的由来、发展与演变及节日的组织、准备、祭社、吃社及庆祝活动,详实地展现了黄田“二月二”节的盛况。
第三节将黄田“二月二”节分别与北方二月二“龙抬头”节、广西其他地区“二月二”节俗进行了比较研究,分析了南、北方“二月二”节形成差异的原因,并总结出黄田“二月二”节具有的炫耀性、融合性和社交性的节俗特征。
第四节在前几节的基础上,论述了黄田“二月二”节的文化内涵与多种社会功能。第五节分析了黄田“二月二”吃节、祭祀等形式、人们日常人际往来等内容,揭示其所反映出的客家人在与自然相处、与他人相处、与自身和谐相处的生存智慧。
通过研究,本文认为,节日民俗的发展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在发展中,节日民俗会进行自我调适,增加或删减一些内容来适应已经变化了的自然和社会。此外,节俗的形式、内容、活动背后隐藏了深层的信仰观念及丰富的文化内涵,应该研究人们在节日往来中所体现出的人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进而探索出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和谐共处的生存智慧。
[51]严奇岩.族群性和地域性：四川客家教育研究[D].导师：蓝勇.西南大学,2007.
摘要:
清代“湖广填四川”后，闽粤赣等地的客家人将客家文化播迁到四川。300年来，处于弱势地位的四川客家顽强地传承了自己的文化，从而创造了许多客家文化的奇迹。从文化与教育的关系看，客家文化的奇迹也是客家教育的奇迹。客家传统文化在四川的传承和变迁中客家教育起了重要的作用，也表现出客家教育的特色。在四川移民社会中，素有“崇文重教”之称的客家人怎样培养、教育子女的问题，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因此，四川客家教育研究不但有助于破解客家文化之谜，而且以区域文化方面具有典型性的客家人的教育为研究对象，是进行区域教育研究的突破口，但是长期以来学界对客家教育的研究显得非常薄弱。
本研究从“崇文重教”的角度，运用比较研究方法，探讨四川客家教育的族群性和区域性特色。即从族群比较的角度，将四川的客家人与湖广人作比较，分析客家文化与巴蜀文化的融合与冲突中，为了保存自己的文化特色，四川客家教育所充当的角色及发挥的功能，突出客家教育的族群性特色；通过区域比较，即在比较四川客家聚居区与客家散居区以及四川客家与闽粤赣客家的基础上，初步分析出四川客家教育的地域性特色，揭示了四川客家教育的时空差异，分析四川客家教育发展模式与特色，从而勾画出四川客家的教育史轮廓。
全文共分六章，外加绪言和小结，共有八大部分。各部分的主要内容如下：
绪言部分主要包括研究范围的界定、选题原由、文献综述、研究方法及研究意义等内容：
第一章四川客家文化。分析了四川客家移民的比例与分布，探讨了四川移民文化“嫁接型”和“移植型”的两种类型，目的是为了将四川的湖广人与客家人作比较，以突出四川客家文化特色，为客家教育的研究奠定基础。
第二章四川客家人教育观及其影响。论述了四川客家人教育观及其对客家生活诸方面的影响；客家教育观有两重性，即广泛的普及教育和英才教育。客家教育观体现出家族性、务实性、传统性等特点。而客家人的婚姻观、职业观、居住环境观、社会民俗等方面体现出的客家教育观，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客家人“崇文重教”。
第三章四川客家人“耕读传家”。文章介绍了外来移民与清代四川教育的复兴，指出以“耕读传家”自居的四川客家善耕又重读，体现出族群性特点。文章分析了四川客家从发富到发贵的发家史，指出客家移民在四川白手起家，坚持半耕半读或先耕后读的生计模式，依靠佃耕或农商兼顾等方式逐渐发迹，并出现许多科举人才或文化世家，为四川教育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四川客家耕读起家后多在第三代出现科举人才，与客家原乡相比，四川移民家族出现科举人才的时间要早，表现出一定地域特色。
第四章四川客家移民文化认同教育。四川客家移民强调文化认同教育具体表现在客家母语教育、移民史教育(家族史教育、祖籍教育和创业教育)以及道德礼俗文化教育等方面。四川客家恪守“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祖训，强化客家母语教育，以客家独特的《广东小儿歌》等形式来突出客家母语教育和道德文化教育，而移民史教育突出表现在以《入川履历》和《张兴万自传》为典型个案。其目的是强化集体记忆，保持族群的文化认同。四川客家移民强调文化认同教育是“崇文重教”的主要体现，因而“崇文重教”保证了客家文化的传承。
第五章四川客家祠堂与家族教育。文章分析了四川客家祠堂、族田以及客家宗族办学背景及概况，指出由于客家宗族观念强，客家族学相对要发达。进而文章论述四川客家家族的助学、奖学活动及族学管理，其中以成都市郊龙潭乡范家祠办学为典型个案。客家宗族办学成为客家社会生活中重要的社会活动，是族群性的表现。但是，受四川特殊的地理环境的影响，四川客家宗族办学又体现出地域性特征。
第六章是四川客家教育水平分析。文中分析清代以来四川客家人才和私立学校状况来说明四川客家教育状况。总体上四川客家教育存在明显的时空差异。清代移民入川有一个创业发展的过程，初期的客家正规教育十分落后，乾嘉以后四川客家教育才开始起步，到近代客家教育才得以蓬勃发展起来，客家名人相继涌现；这与清代以来四川教育发展的轨迹一致。就四川客家人才状况而言，与湖广人相比，尽管四川客家经济状况比不上四川的湖广人，但四川客家人才比例不逊于湖广人；从私立学校发展看，与湖广人相比，四川客家人积极办学，私立学校的比例和质量要高，四川客家体现出“崇文重教”的族群性特点；但是与客家原乡相比，四川客家教育总体发展水平并不乐观，四川客家教育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崇文重教”又表现出明显的地域性色彩。其原因有二：从经济因素看，四川家族组织的不发达和四川客家大分散、小聚居的格局等两大因素影响下，四川族田的不发达；从环境的原因看，四川客家区的族群关系和当地民风状况导致四川客家教育的区域差异。
结语部分总结了四川客家教育特色和存在问题并提出了一些思考。教育特色表现为充分挖掘教育资源，注重客家歌谣教育功能；客家教育主要集中于家庭教育、家族教育以及社区教育，强调族群文化认同教育。但是四川客家教育严重忽视女性教育；过分强调教育的群体归属功能；强调耕读的生计模式，形成“重农抑商”的价值观，影响客家地区经济的发展，从而又制约客家教育的整体发展水平。
[52]龙安隆.福建邵将区方言语音研究[D].导师：陈泽平.福建师范大学,2007.
摘要:
邵将区包括邵武、光泽、将乐各县以及顺昌县的西部乡镇，是人们从方言角度而非行政角度所作的区域划分。特殊的地理位置是邵将区方言变得复杂可陈的主要原因。
从理论上说，与其它南方汉语一样，邵将区的底层既非闽语，也非客话和赣语，而是古代所谓的百越语。
由于长期接触，该地区方言既有闽语成分，也有客话和赣语成分。邵将区方言语音上闽语的成分要多于其它方言。所透露出的语音特征表明，这个地区的方言属性大体上仍属闽语，而非其它方言。所说的语音特征，是实际语音中正在表现的语音特征，而非指它的过去。
同一地位的单字音有不同的语音形式，因此语音上，邵将区方言不象其它方言一样可以普遍类推。同一韵摄中，往往存在一套以上的声母，存在多类韵母，存在不同走向的调类。
接触可以产生共同特征。邵将区方言通过与闽语等周边方言的接触所形成的特征，最终表现却既不等同于闽方言，也不等同于其它方言，因此可称之为邵将方言。
[53]孟万春.商洛方言语音研究[D].导师：邢向东.陕西师范大学,2007.
摘要:
商洛人口根据移民来源的先后可分为两批，一批是本地人，主要分布在商州、丹凤、洛南等市县城市广大地区，讲此种语言的人主要是当地土著居民和明代移民至此较早的“大槐树人”，他们以主户自居。另一批是第二次移民高潮来陕的人。他们的祖先于清初伴随着“湖广填陕南”的浪潮从江南和广东、福建沿海等地入陕定居，故被称作“客户人”，其名称和“客家人”的叫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客户人又可以根据来源地不同分为两批，一批是由于自然灾害从江南迁徙至此的被称作“下湖人”即“湖广填陕南”中的“湖广人”；另一批是由于清政府颁布的迁海令而被迫从东南沿海迁入到商洛的，他们直接根据来源地被称作“福建人”、“广东人”，所讲的话被称作“福建话”、“广东话”。陕南其他地方有“福建村”说“福建话”，商洛境内暂没发现，目前只发现有“广东村”说“广东话”。
本地人说的是本地话，客户人说的是客户话。两种方言相互竞争，相互渗透，长期共存。本文在对商洛方言概貌作了详细描述后，始终以两种方言的竞争和共存为线索，既探讨了历时流变，也讨论了两种语言经过长期接触后发生的语音结构上的变异。
全文共分六个部分。第一章导论部分介绍了商洛人口的源流和方言概况，结合相关的人文资料，把纷繁复杂的商洛方言非常清晰地梳理成两种类型，本地话和客户话。客户话又根据移民来源地不同细分为“下湖话”和商洛“广东话”等。除了“本地话”、“客户话”、“下湖话”等几种对方言比较文明的称谓之外，商洛的本地人还称“下湖话”为“蛮子”、“山蛮子”、“鬼蛮子”，下湖人则称本地话为“瞎家伙话”、“爪子话”、“裔子话”。本文结合有关方言材料和文献资料，对各种称谓的说法作出了相应地解释。
第二章对商洛方言内部进行了分类。首先，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平面对商洛本地话和下湖话进行了对比，并根据音韵结构的共性和个性又对本地话和下湖的内部进行了分析，详细描写了各自的语音特征。山阳长沟通山话、板仓话，商洛“广东话”虽然分布区域不大，使用人口不多，但是非常有特点，故本章从语音、词汇两个方面也对它们的个性特征做了描写。
商洛方言由于移民原因具有复综性的特点，本地话属北方方言，客户话属南方语系，相比之下本地话发展较快与北方官话基本一致，而客户话就显得保守一些存古的东西更多，共时平面的差异实际上反映了汉语方言历时层面的不同阶段，第三章基于商洛方言共时平面的特点，参照《切韵》和《中原音韵》，从声母、韵母、声调三个方面研究了商洛方言的音韵结构和历史演变，并对汉语史的某些语音现象做了相应地解释。
第四章将商洛客户话和它的姊妹方言放在一起对比，揭示各方言点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解释导致商洛方言音韵结构变化的内在机制和外在动力。
第五章主要讨论商洛本地话与下湖话经过近三百年的接触后发生的语言影响，既研究了两种方言由竞争到渗透再到相互干扰和借贷的过程，同时也研究了两种方言相互影响后产生的结果。并且还结合社会语言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探讨了影响方言接触的诸多社会因素。
第六章结合商洛方言的现实，提出了方言分区的标准问题，主张汉语方言的分区和归属应该坚持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标准，把语言三要素作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加以考虑，这也符合索绪尔“语言是符号系统”的结构理论，但同时我们也强调，语言这三个平面并不是同等重要的，其中语音标准是核心，是躯干，词汇和语法是两翼。没有两翼，光有躯干，这个标准是不完善的，残缺的，光有两翼而没有躯干便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在以语言事实为根据时，坚持以“语音标准为核心”，以方言特征词和语法特征为基本点，互为补充、相互印证。同时本章还对汉语方言分区与归属的理论作了相应地探索，认为应该把汉语方言分区和具体方言的归位问题分开来讨论，在给某些混合程度比较高、难以定性的方言归类时允许有中间状态——混合语的存在。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指导实践。本章正是按照这一思路，对商洛方言的归属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观点，同时又丰富和发展了汉语方言的分区理论。
[54]郑丽霞.乡村旅游市场营销策略研究[D].导师：唐炎钊.厦门大学,2007.
摘要:
我国的乡村旅游起步较晚,目前尚处于初级阶段,对乡村旅游市场营销更是处于摸索的初级阶段,面临许多市场营销问题。因此,结合我国乡村旅游的市场现状,探索适合其发展的市场营销道路,对指导乡村旅游科学发展,增强乡村旅游竞争力,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
本文主要以福建省永定县乡村旅游市场营销为例来探讨。
第一章,绪论。该章阐述了确定本文课题为研究对象的背景,回顾了国内外研究的现状,提出本文的研究方法、思路和创新之处。
第二章,乡村旅游概述。该章对国内外的乡村旅游发展进行回顾,以了解乡村旅游发展的背景、意义和乡村旅游的特征,对乡村旅游的概念进行界定,分析了国内外乡村旅游的现状和发展前景以及未来乡村旅游市场营销的发展趋势。
第三章,永定县乡村旅游发展的SWOT分析。该章运用SWOT分析工具,对永定县乡村旅游发展的内部优势和劣势,外部机遇和威胁进行分析,以认清永定县乡村旅游发展的目标和方向,最大效率地挖掘永定县旅游市场的潜在优势。
第四章,永定县旅游客源市场分析。该章对永定县旅游客源市场进行科学地剖析,揭示永定县客源市场的特征,指出永定县旅游市场的战略性调整方向。
第五章,永定县目标市场策略。在第四章分析的基础上确定永定县的目标市场和制定国内和海外主要目标市场策略。
第六章,旅游产品转型与再开发。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面对国内外乡村旅游产品发展趋势和目标市场对旅游产品需求的变化,根据永定的实际,对永定县的旅游产品进行转型和再开发,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第七章,永定县旅游市场发展战略与营销策略。该章结合永定县乡村旅游的现状和实际,制定永定县乡村旅游发展战略和营销策略。
第八章,永定县旅游要素支撑体系建设和保障措施。该章规划永定乡村旅游的服务体系,构建乡村旅游市场营销的保障措施,以保障乡村旅游和市场营销的顺利开展。
第九章,结束语部分。该章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指出今后尚待完善之处。
[55]涂水香.红色旅游的竞争力分析[D].导师：陈洛.广西民族大学,2007.
摘要:
红色旅游是近年来才兴起的一种专项特色旅游活动形式和产品类型。作为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革命活动历史遗迹和精神瑰宝为主要吸引物的旅游产品，红色旅游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红色旅游寓教于游，寓教于乐，拓展了旅游业发展的新增长空间，同时也促进了革命老区的发展，因此吸引了大量游客，成为近年旅游市场的新宠。
本论文对红色旅游相关的基础理论做了初步的研究。简单阐述了红色旅游和竞争力的概念，归纳总结了红色旅游在当前历史时代的特性，并从主题形象、产品策划、区域合作、宣传促销、资源整合、红色旅游商品、管理与服务多角度阐述了我国红色旅游的规划与开发，同时，分析了我国红色旅游发展的原动力。
本文以实地考察为依据，选取了在中国革命中以“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著称的——福建长汀旅游作为红色旅游开发的实践案例。在概述长汀红色旅游产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主要从长汀丰富的红色资源和独具魅力的文化优势两个方面具体阐述了长汀红色旅游的发展优势；同时对长汀红色旅游发展的劣势、机遇和挑战也做了深入探讨；针对长汀红色旅游发展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发展长汀红色旅游并由此对其他红色旅游区具有参考价值的战略和对策。
[56]熊南京.二战后台湾语言政策研究（1945-2006）[D].导师：曾思奇.中央民族大学,2007.
摘要:
本论文以二战后台湾语言政策为研究对象，全面分析台湾语言政策的背景、内容、性质及其演变经过。
日本在台湾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造成了台湾本土语言地位下跌，萎缩为家庭内部语言，日语反倒成了通用语言。光复后台湾发动一次大规模持久的国语运动来清除日语的影响，重新恢复了本土语言的活力并且以北京话作为新的共同语。这次国语推行运动是语言规划史上较为成功的范例之一。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台湾的语言政策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推广乡土语言的政策及其实践引起了海峡两岸的关注。这些政策对台湾人的语言生活和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冲击，利弊众说纷纭，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把语言政策作为制造不和谐声音的政治斗争工具。我们确有必要全面地、客观地重新审视二战以来台湾的语言政策。
从学术上来讲，本文的选题意义也十分重大，对台湾语言政策进行个案研究可以丰富与检验社会语言学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理论。在实践上，本研究的意义更为明显。台湾的国语运动对我国的推普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台湾对濒危语言进行保护的措施与策略值得借鉴。从学理上洞析台湾当局现行语言政策的本质有利于对台工作的顺利进行。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和历史研究法。本研究从文献出发，梳理战后台湾语言政策的演变，注重探寻语言政策产生的历史背景，并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探讨政策转变的具体原因。
本研究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本文把二战以来台湾的语言政策划分为国语推行(1945—1992)和乡土语言教育(1993—2006)两个时期，国语推行又分为四个阶段，即光复初期(1945—1948)，全面推行时期(1949—1965)，严厉推行时期(1966—1986)，稳步推行时期(1987—1992)。本文梳理了台湾光复以来语言生态的演变。论文分析比较不同历史阶段台湾各个族群的语言能力和语言使用，清楚地显示国语推行运动的绩效，再现国语逐渐普及的动态过程。本文对二战后台湾重要的语言政策做了总的评价，对国语运动、乡土语言政策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具体语言政策以及具体的推行措施和手段也有一些个人的见解。
第一章为绪论，介绍选题意义及该选题在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第二章阐述光复以前台湾的语言政策和语言状况，依次介绍荷西、明郑、清朝和日据时期语言政策，目的是让读者对台湾语言政策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第三章介绍战后台湾语言政策的历史背景。首先介绍战后台湾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概况。其次分析台湾的族群、语言及其地理分布。最后分析国语推行的背景以及乡土语言教育兴起的原因。
第四章是战后台湾语言政策的历史发展。本章的重点有两个。一是全面论述国语推行各个阶段的政策、内容和措施，探讨国语推行的效果，分析国语普及的原因。二是具体阐述乡土语言教育时期的各项政策。
第五章主要研究二战后台湾语言生态的演变过程。论述汉人和原住民的语言能力和语言状况及其演变过程。分析地区、情境语言状况并探讨其历时演变。
第六章的主要内容是乡土语言教育政策。本章叙述乡土语言教育政策出台的经过、具体内容和措施手段，讲述乡土语言的本体规划，重点论述原住民族语言能力认证制度。
第七章全面地评价二战后台湾各种重要的语言政策。
